光船租赁登记对认定船舶碰撞责任主体之影响

针对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发生碰撞,碰撞船舶办理光租登记与否究竟对认定碰撞责任主体有何影响这一问题,分析在光船租赁条件下认定光船承租人为碰撞责任主体之法理依据,阐述光船租赁登记的性质及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光船租赁登记对认定船舶碰撞责任主体的影响,提出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发生碰撞,无论碰撞船舶是否已办理光船租赁登记,光船承租人均为当然的赔偿责任主体的结论。     

浅论光船租赁登记能否免除船舶所有人的碰撞责任

本文拟就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发生碰撞,而碰撞船舶办理光租登记与否究竟对认定碰撞责任主体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阐释在光船租赁条件下认定光船承租人为碰撞责任主体的法律依据,兼述光船租赁登记的性质及作用,于此基础上,论证光船租赁登记对认定船舶碰撞责任主体并无本质上的影响,光船租赁登记并不作为船舶碰撞事故责任方判定的依据,光船租赁方仍旧为责任主体。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船舶碰撞责任的承担主体

一、问题的提出船舶碰撞责任承担主体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0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碰撞解释》)第4条规定:"船舶碰撞产生的赔偿责任由船舶所有人承担,碰撞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并经依法登记的,由光船承租人承担。"本条规定看似对船舶碰撞责任承担主体有了明确的界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实务中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笔者从侵     

船舶融资租赁中备用租约的法律性质和风险辨析

由出租人与备用承租人签署备用租约在船舶融资租赁中十分普遍,但业界对其法律性质和风险缺乏明确和统一的认识。备用租约一般采用船舶融资租赁或光船租赁合同的形式,但其法律性质是光租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抑或为保证则应根据备用承租人在备用租约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具体内容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船舶碰撞责任的承担主体——中美海商法的比较研究

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关于＂过失船舶承担船舶碰撞责任＂的规定在世界绝大多数航运国家都得到了贯彻,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并不承认＂对物诉讼＂,因此在中国法律体系下,＂船舶＂本身显然不能成为责任主体。如何具体确定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这个问题有赖于司法解释的澄清。2008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对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作出明确规定。但该规定关于碰撞责任主体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司法解释关于碰撞责任主体的规定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针对上述碰撞规定中的相应条文,就以＂光租登记＂作为光船承租人承担碰撞责任与否的判定标尺是否可取、船舶碰撞的责任主体是否应限定为船舶所有人和光船承租人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中美海商法的船舶碰撞责任主体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国关于船舶碰撞责任主体规定的不足,指出美国海商法下的多重可诉主体、直诉保险人制度等值得借鉴。     

浅析光船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法定解除权

光船租赁合同是船舶租用合同的一种,其主要特征是不配有船员,只提供船舶及其本身的证件。也就是说当出租人完成交付船舶的义务后,该船舶完全处于承租人的控制下。因此承租人所承担的责任要多些,但法律上也有明文规定,当出现《海商法》第146条第1款所述的情形,承租人享有解除权。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种对法律关系主体利益平衡的结果。本文主要从如何界定船舶已经实际交付;承租人的法定解除权如何行使;光船租赁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这三个方面阐述了相关见解,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论提单中光船租赁条款的效力

“光船租赁条款”是为判断租船合同下的承运人特别设计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在光船租船情况以外,即定期租船和航次租船情况下,以租船人还是船东为承运人。典型的如:“如果船舶不是承运人所有或以光船租船形式租入,本提单应作为船东或光船租船人通过承运人的代理人签订的合同,承运人仅作为代理人而不承担个人责任。”     

油污损害赔偿中非漏油方的责任主体地位探析

应用侵权法中的归责原则和连带责任理论,对两船碰撞一船漏油时非漏油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存在的三种不同观点及案例进行了分析;基于民法中的补充责任原则和实证的方法,提出不论非漏油方对船舶碰撞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应当由漏油方首先对油污受害人承担责任,只有在漏油方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非漏油方才承担补充责任,以此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对完善我国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立法及海事司法实践有参考、借鉴作用。     

涉外光船租赁合同外国临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 兼论我国法院扣船与外国临时仲裁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涉外光船租赁合同（Bareboat Charterparty with ForeignElements）,也称涉外光船租约（下称租约）是指含有涉外因素的光船租赁合同[1]。其涉外因素表现在:租约主体含涉外因素,即船舶出租方（下称船方）为外国主体而承租方（下称租方）为中国主体,如本文案例的船方为韩国法人而租方为中国法人;或租约客体含涉外因素,即合同客体位于国外,如本文案例的出租船舶为韩国船方所属、挂柬埔寨旗的“丘比特”轮;或租约内容含涉外因素,即产生、变更或消灭租约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如本文案例租约在香港订立。     

析涉外光船租赁合同中外国临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涉外光船租赁合同（BareboatCharterpartywithForeignElements），也称涉外光船租约（下称租约），是指含有涉外因素的光船租赁合同。①其涉外因素表现在：租约主体含涉外因素，即船舶出租方（以下简称船方）为外国主体而承租方（以下简称租方）为中国主体，如本文案例的船方为韩国法人而租方为中国法人；或租约客体含涉外因素，即合同客体位于国外，如本文案例的出租船舶为韩国船方所属、挂柬埔寨旗的丘比特轮；或租约内容含涉外因素，即产生、变更或消灭租约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如本文案例中的租约在香港订立。我国租…     

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所负之义务

通过对被保险人对于代位求偿权所负义务性质的剖析,明确了被保险人仅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极义务。结合英美法的相关制度和判例并联系中国海上保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阐述了被保险人所负义务的内涵。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进行检讨,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的修改建议。     

船舶碰撞概念正义

首先对国际公约以及国内外立法中有关船舶碰撞概念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述,对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议进行了归纳与比较,继而对船舶碰撞概念进行了解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船舶碰撞概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归纳与梳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定义船舶碰撞概念时应扩大碰撞船舶的适用范围,理顺第165条与第170条之间逻辑关系的立法建议,并据此提出了具体的条文修改模式。     

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作用 推动海商法律体系完善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实施2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实施20年以来,其确立的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海难救助、共同海损等规则和制度,为中国航运业、外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年轻的海事审判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依据。中国的海商法律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来自于实践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海商法律体系和海事司法实践只有自身不断地完善发展,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论保险合同诉讼时效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的思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第267条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学界及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解读,对此,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出发,考虑保险合同纠纷的特别之处,从司法实践、立法目的及理论研究层面分析论证保险合同诉讼时效的性质。经过研究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作出拒赔意思表示前,被保险人受损害的只是被保险标的物的“物权”,而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求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4条规定的请求时效,不应理解为“诉讼时效”,并据此提出海上保险案件诉讼时效问题的具体解决建议。     

论中国海事侵权的法律适用

传统上,中国海事侵权案件的法律选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73条及第275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后,海事侵权案件（包括船舶碰撞）的法律选择完全可以依照该法第44条的规定,但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规则时须做些调整,对于发生于船舶内部的侵权行为和仅涉及两艘同国籍船舶的海事侵权案件须视船舶为侵权行为地而适用船旗国法律,对于发生于公海的无船旗国法律可适用的海事侵权案件则适用法院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适用的规定也可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困境中的陪审制度——“法院需要”笼罩下的陪审制度解读

通过对农村法庭陪审制实际考察可以发现:陪审制在部分中部农村司法实践中已然变形、虚化。结合陪审制度的历史时陪审制的现状进行细致地解读,可以发现在中西部地区陪审实践中的一些为人所忽略的因素,主要有基层法院的实际需要和农村区别于城市的特殊情况。由于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的实际需要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因此,陪审制实际运作的困境将长期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背景下在建船舶抵押权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给在建船舶抵押权的担保范围、变更、物上代位、行使条件和方式、顺位、行使期限等抵押权实现问题带来一定影响,弥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实现在建船舶抵押权的许多空白,修订了在建船舶抵押权的实现原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时的不合理之处。但关于在建船舶抵押权对抗第三人的范围、在建船舶浮动抵押制度、在建船舶的接管转让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应对上述内容进行特别法上的修改,使在建船舶抵押权的实现更符合法理,更适应造船业发展的需要。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诉求与时机

从中国航运业和国际国内相关立法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自身不足的角度出发,分析修改《海商法》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海事诉讼与仲裁实践经验以及成体系性的司法解释为《海商法》的修改提供了可能性,而《鹿特丹规则》的出台更为《海商法》的修改提供了时机性。     

对人民陪审制运行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四川某市所属的多个基层法院的陪审情况为调研对象,就人民陪审制的运行实践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初步调查,也以这些调查为基础初步分析了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中国陪审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参考。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教育立法的宏观考察

从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立法,试图将教育机构的组织、教育活动、教育管理等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本文中,笔者试图将南京国民政府此期的教育立法放到近代中西方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宏观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立法的动因、教育法规体系、教育法的原则等方面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