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千叶正士的“天道式法律多元主义”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一书,可以说是非西方法学学者对西方法学传统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一个有力挑战。这本书的魅力之一,在于它在对日本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以法律人类学的独特视角,提出了其“法律文化的同一性原理。”其实我认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Ｅ·霍贝尔所提出的关于“公规”(或“文化主题”)的理论中,就可以隐隐发现文化同一性原理的影子;这样说来,千叶的上述理论,实是对霍贝尔文化观点的一种吸收与深化。①这也意味着,法学与人类学愈加明显的合作倾向,为法学领域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一)千叶正士的“法律…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关于中西法律观念上几个问题的比较

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一种是法律意识或法律现念。现实生活中,约束和调整人们行为的是前者,但在幕后起作用的却是后者。中西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法律观念、法律文化上的差异。从对法之本义的理解、权利观念、对法与情的处理、司法独立意识、对法律职业和法律人的认识等几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双方不同的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了一些思考。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     

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视野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技术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刑事辩护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过程或制度后面的文化蕴涵。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承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o众所周知,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或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物,它暗合的文化意义是在长期相对封闭状态下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     

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

在法学出现了各种流派以后,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法治论者去研究。这就是除了教义学属性的法律解释学以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以外,多数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都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效力进行程度不同的消解、修正、甚至废止。这一方面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容,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法律,但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法律甚至法治的权威。对此,法治论者必须正视。在很多法学流派中,由于带有教义学属性的法律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被批判,尤其是后现代法学对法治基本原则的解构,使我们感觉到,法律人的思维(包括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规范的失落或者说法律的隐退。本文分析了在法律决断论和主体选择论的矛盾下,法律规范的尴尬地位、规范隐退的表现、原因以及拯救的姿态与理路,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在于批判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     

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文化概念——评劳伦斯·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

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西方世界是一个选择的共和国,个人自由选择的观念和表现型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以及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表现型个人主义支配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法律。从弗里德曼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法律文化是一个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在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过程中扮演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法律文化是介于社会变化和法律变化之间的一个干涉性变量。然而,法律文化作为弗里德曼法律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在解释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方法上的困境。     

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话语权的提升——第二届“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国长期处于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先进制度的状态和处于法治输入国的地位当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巩固,这个法律制度体系必然是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制度体系的背后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更需要中国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作为支     

简议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一个晚出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国外学者有的认为它是“人们对法律、法律机构、判决的制作者的各种观念、态度和期望”,以便与法律的“现实内容”相区分。([美]温伯格:《论法律文化和美国人对法律的依赖性》,载《法学译丛》1987年第1期)有的将它视为“凝结”在“法律制度”中的“法律传统”和“文化观念。”([美]亨利、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英文版)这些都是从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和作用的角度立论的。国内学者论述不多,武树臣、李贵连同志曾指出“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见《自修大学》1987年     

战后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正> 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法律社会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明治时代穗积陈重(1855～1926)等人的研究活动.但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学专门学科,却是在本世纪20年代形成的,当时活跃在日本法学界的末弘严太郎(1888～1951)、穗积重远(1883～1951)等人,就是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奠基者.但是,日本法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 战后日本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者通过评析法律移植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澄清了理论分歧中对移植含义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文章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医事法学》出版

长期以来,我国医事法学的概念处于定义不清、界定不明的状态,常常有专家、学者将卫生法学与医事法学混为一谈,以至于有关医事法学、卫生法学的专著、教材、论文,在法律体系和理论内容上,雷同较多。事实上,医事法学应当是专门研究和探讨与医疗事务相关的法律体系、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法律学科,而卫生法学的概念的外延要远     

试论德国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协调统一

从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安排看,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律人才的基本方式。各国法治国家因为法律体系和法律职业结构不同,司法考试制度和法学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何种司考模式和法学教育制度,两者最终皆为法律职业指向,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对于培养法律人才有重要意义。     

法律移植与转型中国的法制发展

正一、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常态比较法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比较法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与外国法和国际法的比较,更好地认识或改进本国立法。〔1〕在现代比较法学问世之前,对不同法律制度的比较,甚至在比较的基础上移植外国法律,就已成为历史上各国立法者所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法律移植不仅是比较法学研究中一个持久不衰又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而且是     

合同概念的历史变迁及其解释

对合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法律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各殊的构想模式。古典罗马法以形式主义和类型法定为契约概念的特质,构建了债一契约的制度模式;中世纪注释法学家遵循这一模式,以原因理论重构了合同的概念,这一传统为法国法系继受,使原因理论成为破译其合同概念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密码;在德国,自然法理论、理性法学和历史法学结亲,以法律行为理论重组合同的要素,使其含义在历史上再一次发生根本性断裂;20世纪以后,制度的变迁又催生了新的合同说明模式。     

网络社会中的法律文化及网络亚文化问题探析

网络社会的崛起,引发了从法律行为方式到法律行为规则、从法律观念直至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文化特征的一系列变化,而建立于这些变异中的观念、价值、行为、制度之上的法律文化,昭示着涌动网络信息流的法律社会必将在变革中选择其合乎历史发展的新的文化皈依。同时,变化中的行为与改变中的法律行为文化,以及弱化的法律控制与变革中的法律制度文化,正在向我们揭示网络亚文化的道德与法律分析的某种结果,或许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出网络社会中法律文化变异的一些痕迹与特点。     

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随着法学的演进,西方产生了三大法学流派,每种流派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出现这种相反观念的原因是社会处于不同的时期,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人权司法保障,而人权之保障又会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依法治国”这个概念,所以目前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医事法学》出版

长期以来,我国医事法学的概念处于定义不清、界定不明的状态,常常有专家、学者将卫生法学与医事法学混为一谈,以至于有关医事法学、卫生法学的专著、教材、论文,在法律体系和理论内容上,雷同较多。事实上,医事法学应当是专门研究和探讨与医疗事务相关的法律体系、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法律学科,而卫生法学的概念的外延要远大于医事法学,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含了医事法学,更包括一系列与人的健康相关的法律体系、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本着这样的区别,本教材在写作过程中立足于我国的医疗实践,针对医疗执业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法律理论和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注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借鉴,以开拓学生的学习视野,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     

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研究

法律文化是文化现象的特殊表现,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的阐述。法律文化以一种中介的样态存在,其在法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弗里德曼明确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后更加凸显,因此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法学理论界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让法学理论的研究看到了新的曙光。     

路径依赖与基因断裂——日本百年宪政转型透视

日本历史上曾面临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抉择,也经历了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转型.从制度与文化的意义来说,现代日本人的法律生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互动过程.在转型过程当中,日本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作为制度的宪法”之间的偏差使得日本人的法律生活呈现出巨大的断裂与鸿沟.然而,另一方面,新宪法并没有完全被“路径依赖”所决定,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曾出现部分断裂,宪政文化趋于成熟,并最终演化为新宪法实施的生命力.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为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力量,并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构成了新制度的合力,最终共同决定了日本百年宪政转型的样态,同时左右着现代乃至未来日本人宪法生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