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危机下的法律文化

中国目前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危机,危机的解决之道应该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的法律文化,即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合理的精神支持,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待条件成熟之后,踏上契约文明的道路。届时,人人具有契约意识、权利意识、法律信仰意识,一个稳固的法律文化也将形成。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传统与法治智慧

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中,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谈起,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法律传统。中国法律传统当中有四个方面的精神:政体上的共和精神,国家社会管理上的贤哲精神,司法上的劲士精神,法律样式上的混合法精神,这些精神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全球化的几点思考

文化与法律文化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成文法典化、公法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特质,而儒家文化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固守、学习、迷信、融合等四个不同的演进阶段.面对全球化法律文化浪潮的冲击,当下我国应理性建构新的、顺应时代的、并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色的新法律文化.     

大众化与法治化:一个文化—哲学的解释

大众文化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从文化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此一现象的形成及其与中国的法治化之间相合相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文化大众化的进程，也是法律传统的更新转型、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嬗变、新旧法律制度的更新过程。但另一方面，大众化与法治化又不完全是同质的关系，它们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并不存在相互承诺的保障。相反，大众文化的出现，将给中国的法治化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法的合理性（正统性）危机、“守法———执法”的间离化，等等     

中国封建法再认识

封建法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一概念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英国封建法孕育的有限王权和身份关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法治资源,至今仍有影响;而以集权和家族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则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理清封建法在传统中国与英国的社会中的不同内涵及其与法治社会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精神。     

公共危机管理中关于公众参与问题的分析探讨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政府协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危机意识不强,意识与能力欠缺,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等,亟待措施解决: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制现代化革命,而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律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它反映了中国法律的特性和基本精神,必然会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必将对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技法律责任的特性与制度优化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科技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完善的科技法律责任对科技社会法律治理、科技法律体系化建设、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突破、科技强国建设以及科学技术标准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现有主要科技基本法律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科技法律责任体现为三大传统法律责任的综合,且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占据主导地位.风险社会,行政法律责任主导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并不足以有效应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科技风险,致使无法实现科技活动的有效法律治理.为此,建议转变传统的行政法规制的科技立法理念,引入私法自治理念,加强科研人员权利保障.与此同时,为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建设,建议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以及成果应用等各个阶段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化和专利许可的控制策略,以对风险社会中的科技法律责任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科技法所具有的调整科技活动的根本价值目标.     

论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

社会组织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包括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理论、公共责任理论和防止权力异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还存在诸多缺陷,社会公众监督意识弱化、新闻舆论监督乏力、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缺位和信息公开不到位.完善社会组织社会监督机制,应当完善公众监督、加强新闻监督、健全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推进信息公开、规范网络监督.     

"社会契约"到"社会连带"——思想史中的卢梭和狄骥

颂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狄骥却鼓吹墨索里尼治下的"工团主义"。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但在这一事实的背后却隐藏着西方思想史的变迁,展示着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本文试图通过对他们思想关系的展开对这一变迁过程作出透视,在透视的过程中去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危机。     

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

社会转型在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更意味着挑战.目前,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重、仍然以权威政治为组织保证、以身份制为运转前提.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应当确立犯罪控制理念、政府责任理念以及开放、和谐理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是其工作模式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路径.     

养老社会化的社会类型与社会结构差异

养老模式与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从社会类型看,居家养老是机械团结型社会的核心乃至唯一养老模式,而社会养老是分工协作型社会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的结果。养老社会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总体上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工业化程度越高,养老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工业化程度越低,养老社会化的程度越低。从社会结构看,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层差异,如贫富差异、区域差异和城乡差距等。这些差异是不同社会分层生存需求层次差别、政治话语权差异及其利益博弈的结果,并经由国家福利政策将其制度化。养老社会化的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分析的意义在于:特定国家的养老社会化进程应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以期获得坚实的道德支撑和制度保障。     

权利的社会本原——在社会冲突与社会合作的视野下

在权利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权利的实现能吸纳或者消解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 促成一系列社会合作,使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维系并协调发展。社会冲突在伸张主体利益的同时,有利于提升权利意识;其在重划利益格局的同时,有利于创设新的权利规范。社会合作所具有的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有序的功能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安全、和平、有序的社会状态有利于权利的实现。而且, 社会合作为权利的实现增加了有效性。在社会合作中,行为规则的确立和行为理性的运用使行为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了行为成本,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顺畅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