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认定与评价

最新司法解释将"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作为盗窃罪的定罪因素。该因素不是盗窃数额的补充要素,而应当作为盗窃罪的客观处罚条件。在适用范围方面,"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被理解为"曾因盗窃行为被判处过刑罚";"受过刑事处罚"的盗窃罪和正在被追诉的盗窃行为之间应当有期限限制;"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不能被重复评价。     

论盗窃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上)

中国刑法典和刑法理论均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由此可见，盗窃数额是否较大，是盗窃行为构成犯罪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基于此，要划清盗窃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认定盗窃罪，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盗窃罪的数额问题。一、盗窃数额的立法选择与理论研讨（一）盗窃数额的立法选择1．国外的立法选择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盗窃数额的态度并不相同，对各国的刑事立法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关于盗窃财物数额的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1）数额大小在立法上不加体现。换言之，立法机关根本不…     

入户盗窃与普通盗窃的界限

【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将实践中频繁发生的入户盗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并予以定罪处罚,对其认定必须厘清与普通盗窃的适用界限。一般认为,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进行盗窃的行为。在被告人否认具有盗窃目的的情况下,要运用刑事推论来证明。犯罪嫌疑     

盗窃、使用信用卡行为定性研究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以上规定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11月3日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财物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可以看出,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中的“盗窃行为”和“使用行为”都认为是犯罪,即盗窃信用卡未使用构成盗窃罪,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是盗窃行为的继续,仍然只成立盗窃一罪。笔者认为,上述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妥,盗窃信用卡未使用不应以犯罪论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也不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盗窃定罪数额标准亟待提高

盗窃罪是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大小,既反映了盗窃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又是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主要标准和量刑轻重的重要客观尺度。因此,科学、准确地确定盗窃数额标准,对于有效地控制盗窃行为的打击面,更好地贯彻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起点数没有具体规定。198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在《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就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起点线提出了规范性意见,确定200元至300元内为“数额较大”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提到400元为起     

一般共同盗窃犯罪的数额和适用法律、量刑的量化问题

盗窃罪作为单纯的财产犯罪,其盗窃财物数额的大小,是表明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的重要标志,一般情况下,盗窃数额与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我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把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作为定盗窃罪和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 在共同盗窃犯罪中,盗窃数额包括:盗窃总额、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而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主要涉及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     

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罪行认定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游戏的盛行,网络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但学术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仅就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刑法界定的角度,说明虚拟财产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非数额型盗窃罪入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数额型盗窃罪,是指以非数额情节作为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一种盗窃罪类型。我国《刑法》原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仅规定了多次盗窃一种非数额型盗窃罪,《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文章从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出发,着重探讨上述四种非数额型盗窃罪的理解及适用问题。     

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分析

虚拟财产符合民法上"物"的基本特征,是民法中的有体物。虚拟财产是财产,盗窃虚拟财产构成刑法上的犯罪。目前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主要有三种形式: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以及盗窃罪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盗窃虚拟财产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以盗窃罪对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定罪量刑时,要充分考虑犯罪的行为对象、多次盗窃的认定、罪数、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等因素。     

单位盗窃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以个案为例展开

对单位盗窃行为在我国因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该罪可由法人成为犯罪主体,所以在实践中对单位盗窃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应将单位增列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     

治理街头小广告的法律问题

治理街头小广告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是,街头小广告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以及商业性言论自由有着复杂联系,要求电信企业限制和中止小广告者的通讯工具使用,还须考虑到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得无辜受侵犯.地方性法规普遍性地作出限制和中止街头小广告者通讯工具使用的规定,超越了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立法权限,对维护法制的统一危害很大.     

高速公路机动车载运危险物品管理法规的完善

高速公路机动车辆载运危险物品的管理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我国行政立法的滞后，造成对这一交通行为管理法规的真空，给高速公路埋下许多安全隐患，给高速公路交警部门行政执法带来一定的影响。我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结合本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大、通车里程长等特点，针对高速公路机动车辆载运危险物品管理法规的真空，及时、主动地采取弥补措施，以适应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需要。     

劳动者违约金约定禁止之研究

《劳动合同法》采取了劳动合同中劳动者违约金约定的一般禁止特殊例外的立法技术,在保障劳动者自由权的前提下,依据经济发展需求,适当保护用人单位财产权,以予平衡。本文通过对这种立法选择的法理研究,论证立法的合理性,并通过分析竞业限制和服务期中劳动者违约金承担的立法不足,提出应该合理限制服务期期限,以及实现离职后接受竞业限制约定的劳动者所得经济补偿金数额和违约金数额之间的平衡。     

法学视角下过度医疗行为的认定

《侵权责任法》在法律的层面对过度检查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过度医疗行为的认定仍旧是一个难题。本文在对过度医疗概念进行法律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度医疗的认定标准，并结合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探讨了过度医疗认定中的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等问题。     

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我国《物权法》第23条关于动产物权以交付为变动的生效要件的规定,统领各种类型的动产物权变动,其但书仅适用于动产抵押权、浮动抵押权、海上运输的指示单证及非基于法律行为的动产物权变动等极个别的情形。从物物权的变动、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诸物权变动,只要是基于法律行为的,依然以交付而非登记为生效要件。我国《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的界定过于狭窄,应予扩张。     

法律援助立法精细化思考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面向的是全体公民,但是,又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项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首先要明确哪些人、哪些事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一、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补充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规定了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6种事项,并明确“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思考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成为社会性问题 ,主要在于 :政府行政行为不规范和执法的疲软 ;保护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立法尚不够完善 ;农民工主张自我权利的能力较为薄弱 ;恶意欠薪者肆无忌惮。对此 ,不仅要呼唤社会道义和诚信的回归 ,更重要的是需要法治的完善和制度的落实     

试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审判管辖制度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创建起一个复杂多变的虚拟世界,即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内所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其所具有的异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隐匿性、复杂性、智能化等特性,给我国刑事诉讼中传统的审判管辖制度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亟待学界进行深入研究以创建合理的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