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审理实务初探

新<企业破产法>确立了重整这一破产预防制度.重整制度有助于挽救那些虽已陷入债务困境但仍具有挽救价值与希望的企业,并可以更好地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破产重整程序被广泛适用并呈增加态势.     

预重整的制度建设与实务辨析

一、预重整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预重整是在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两种制度的基础上融合创新产生的一种企业挽救辅助性模式,其设置目的是通过两种制度进行先后的有机衔接、补强组合,发挥各自优势,规避劣势,市场化、法治化地解决债务与经营困境企业的挽救再生。随着破产法制的日益发展与健全,预重整在企业挽救制度中逐渐兴起,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     

企业破产重整计划可行性的法律分析

新<企业破产法>实施后,为挽救企业而设置的重整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重整计划的制定是企业能否重整成功的关键.但重整计划内容简单、结构含混、原则性强而可行性较差.本文重在研究重整计划的可行性问题,并分析重整计划的功能、重整计划中当事人自治与司法强制的关系,以及法院在判断重整计划可行性时的角色定位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国设立司法重整程序的必要性与立法构想

一、司法重整程序的涵义与特征司法重整程序，又称破产重整程序，或司法更生程序。是指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审判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不能支付到期债务陷入财务困难而又有再生希望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整顿和债权债务的清理的一种旨在使其摆脱困境、挽救其生存的积极的特殊法律程序。司法重整程序实质上是破产预防程序，有别于破产清算程序。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是重整对象特定化。司法重整程序利害关系人矛盾冲突大、时间长、耗资多，其适用范围较狭，只限于企业法人、股份有限公司。二是重整原因宽泛化…     

关联企业的合并破产重整启动研究

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重整是解决关联企业重整挽救的一种特殊方法,也是实质合并原则在破产重整中的运用。关联企业合并重整不同于一般的单体企业重整,在启动程序各环节及操作中存在特殊性,需要从立法上对合并重整的原则、申请人、管辖、审查判断标准等问题进一步详加规定。     

我国企业重整法律制度初探

一、重整的含义及功能 (一)重整的概念、特征 重整是指对已具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发生之虞而又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积极程序。其目的在于使濒临破产的债务人再生，而不是通过破产清算将债务人的财产公平地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其手段为调整债权人、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与重整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破产重整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重整制度是预防破产、挽救企业最为有效的法律制度,我国破产法赋予了债务人、债权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多主体的重整申请权,理解不同主体的重整申请权,不能机械理解法条的表层含义,需要综合破产法的立法目标和司法政策来考虑。重整程序启动后仍需要遵循附利息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则,但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过程中,需要关注债权人尤其是担保权受限的别除权人的利息损失如何合理弥补的问题。实践中,重整制度的司法适用还存在如何创新预重整模式、如何积极运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以及如何理解出售式重整模式等关键问题。     

论破产重整程序中的重整债权及保护

重整制度的引入是我国新破产法的最大创新,该制度旨在促进债务人复兴以维护社会利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发生冲突,本文从界定重整债权的内涵、分析重整债权的分类及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必要性予以阐述和分析,最后根据重整程序进行不同阶段,对债权的保护机制予以分析和阐述。     

讼公司重整制度

一、公司重整制度的概念及特征。公司重整制度,又称公司更生制度。它是指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在审判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财务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边缘,但又有重整能力的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摆脱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和制度,是通过调整债权人、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与重整公司的利益关系,综合社会各方力量,挽救濒临倒闭公司,实现社会利益总体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积极预防破产的程序。所以,公司重整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绿色原则”视阈下预重整制度的功能性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绿色原则”的基础含义为环境保护,其深层表达为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原则”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表达了资源、资本的可持续利用。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兼具市场出清和挽救再生的双重功能。其中预重整制度因其有效提高破产重整成功率,挽救债务企业于困境,是“绿色原则”在破产法中张力的重要体现。预重整制度一面可以通过简化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社会资源,另一面还可以延续债务人经验、商誉,避免浪费、最大化促进债务人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耻辱刑考略

耻辱刑是以犯罪人的人格为毁损对象,使犯罪人感受精神痛苦的刑罚。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多种类型的耻辱刑。文献典籍和考古研究成果记录下了丰富的内容。回顾历史对冷静观察当前世界各地耻辱刑回潮的现状,会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中博弈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其中涉及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外国法查明、外国政府对本国法律解释的效力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上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存在诸多漏洞和偏颇之处,包括限缩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中"真实冲突"的条件、外国法查明中客观性的缺失等。而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为美国反托拉斯重点关注对象,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多挑战,需从美国国内法、国际法、中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等方面积极应对。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思考

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是当前企业并购中的热点。随着我国入世步伐的加快 ,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显得日益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设想。     

论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欧在WTO相关诉告为背景

为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欧盟相继在WTO起诉我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在澄清国内法律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已意识到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内生需要与此次美欧起诉具有相关性: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转让法,有关措施散见于诸多法律条文而妨碍了制度的整体效用。此外,我国未全面利用WTO例外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致使本国劣势企业负担过高义务。为创设公平的技术转让法治环境并避免发达国家滥用技术保护,我国需整合有关法律规范,修正过时规定,依据技术转让所涉的贸易和投资不同属性区别立法,并积极通过国际规则寻求优惠待遇。     

论我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立法的推进

我国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原已存在的立法空白又导致许多新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表现为：边境保护客体范围难以适应边境保护的需要、保护程序单一以及对利用边境保护程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缺乏规制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需要提升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的立法层级,进一步完善边境保护制度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以期能更有效地抑制知识产权进出境侵权行为。     

论我国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核心的相关立法构成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保护体系,新颁布的《反垄断法》在公平市场秩序、垄断行为规制、豁免制度等方面丰富了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比较,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欧盟、意大利、日本等国在中小企业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沿,借鉴其相关立法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私法行为公法化”

2017年夏天以来美国在中美贸易之间频频制造摩擦并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和企业行为发起挑战,其表象是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背后私人企业是始作俑者;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私法行为公法化现象及其理论。历史地看,"私法行为公法化"自近代国际贸易出现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美国政府将其表达的更为直接而已。私法行为公法化意指私人将蕴含营利性的动机、目的等意志的行为通过特定形式变成国家意志的行为或过程,它影响或干预国际贸易,以实现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之目标;通过它,私人部门对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国内与国际法律规范,进而对后进的国家之国际贸易产生制约。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仅限于政府之间,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参与也至为重要。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薪酬水平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薪酬,其本质上是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贡献、与企业绩效脱钩的薪酬。在我国,不合理国企高管薪酬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恢复其合理性,引入法律规制是必要的,当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现状也迫切需要法律规制。为保障国企高管薪酬的设定合理以及已设定薪酬不致失去合理性,应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制度、出资人代表薪酬审查决定制度和薪酬追回制度。当然,公开企业财务信息、设立科学的薪酬设定程序等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立法规制的必要内容。同时,通过出资人代表派生诉讼启动薪酬司法审查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另一主要方式,我国的薪酬司法审查应以信义义务为标准,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     

试论国有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

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股权激励,可以促使其利益与企业趋同,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目前,由于现有制度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不足与激励不当的问题并存,激励效果也不尽理想.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实现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     

Rel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in Interrogation Fair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This paper addresses Chinese interrogation rules from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in Europe.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es in both contexts is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ay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universal versus relative nature of interrogation fairnes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fact,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resulted in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regarding legal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riminal interrogation procedure. Considering future legal reforms in China, and given the very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likelihood seems low that an ‘autonomous version’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will develop on China’s very different soil. However, traditional native resources are also available to legal reformers to ensure a cooperative interviewing style in criminal questioning, and eliminate police-coerced confe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