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力求在宪法与刑诉法中良性互动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因此,一方面,各国在宪法上明确规定辩护权等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辩护权由一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权利演变为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现了当今宪法和国际法在辩护权保护方面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与一致。美国早在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指控者享有……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并在各州宪法中予以确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权利中律师辩护的权利是抗辩式诉讼程序的基石,有专业的辩护人代理被告人案件是抗辩式诉讼程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夫妻黄碟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宪政角度出发,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加强和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宪法化保护。     

刑事被告人沉默权的宪法化问题

世界上主要国家对刑事被告人给以宪法高度的权利保护,虽然我国宪法内容包括人权保障,但并未对刑事被告人的权利有所规定。本文认为只有在被告人权利宪法化方面有实质的进展,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才会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让每一个家境贫寒的被告人获得辩护——评《吉迪恩的号角》

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指控中,被告都应享有……获得律师帮助进行辩护的权利。"但是,由于人们在金钱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这种表面上人人平等的宪法权利实际上隐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那么,在通常需要破费巨额金钱才能买到程序公正和平等法律保护的法治社会     

是图谋垄断,还是行使宪法权利——从律师联盟案看美国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吉迪恩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穷人有获取刑事法律援助的宪法权利” ;“尼诺案”中 ,最高法院又确立了“公民享有要求政府采取公共行动的宪法权利 ,不论这一权利的行使是否有违法之目的 ,也不论其行为是单一行动还是一致行动 ,都不受反垄断法的管辖。”律师联盟案中 ,这两种宪法权利发生了冲突 ,最高法院最终选择了优先保护社会弱者的权利。     

美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和搜查

美国宪法规定"人民保护其身体、住宅、文件与财产之权利,以对抗无理由之搜查和扣押,不得被侵犯."根据这条宪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案例形成了美国刑事司法对于逮捕、搜查和扣押很详细的规定.本文详细介绍了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逮捕和搜查的法律根据,执行方法、有证逮捕和搜查与无证逮捕和搜查的各种区别.文章分析了违反法律规定所进行的逮捕和搜查引起的后果,并且对美国刑事司法中有关逮捕和搜查的一系列规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行了探索.     

宪法权利抑或刑事程序?--评美国宪法学家阿玛尔的《宪法与刑事程序》

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第四、五、六条修正案所规定的内容并非仅仅是刑事程序,而是公民的宪法刑事程序权利。美国学界主流观点与司法实务判例对这些修正案的误读,导致有利于罪犯却伤及无辜的后果。通过重新赋予这些条款以宪法权利属性,阿玛尔认为可以避免颠倒事实和压制真相,起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并体现宪法的人民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客观上有利于在回应全球司法改革趋势的前提下,思考我国的司法改革对策,并可帮助廓清宪法权利与公民普通法律权利之间的界限。     

米兰达规则: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

可以说,不知道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就不知道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而米兰达规则又需从米兰达权利讲起。美国的米兰达权利(miranda rights)原本是一项美国刑事诉讼司法程序权利,后被上升为宪法层次所确认的正当程序中的当事人权利。米兰达权利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当事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当事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体现不得自证有罪原则;二是,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米兰达权利的确立,源于1966年在美国刑诉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Arizona)。     

辩护律师的自我保护

新的刑诉法将于1997年里月1日起施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要修改。律师为了更好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强辩护律师的自我保护。一、辩护律师自我保护问题的提出看到这个标题，也许会有人说，宪法、刑法都已规定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法也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怎么又提律师的自我保护，似乎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经常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同仁们会感到，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往往碰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l、新闻媒体…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规定太笼统 ,相关法律规定不统一 ,关于刑事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的法律规定不全面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易被忽视、民事证据规则不能完全适用、审判人员审判观念存有误区等问题 ,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废成为讨论焦点。在立法上明确程序选择权、解决民事刑事法律在刑事损害赔偿方面的实体法规定、提高刑事审判人员的综合专业素质 ,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得到完善的途径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法治与反法治之辩

本文以法治作为思考刑事和解的视角,探讨了死刑案件进行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就刑事个案而言,刑事和解可以促进法治的权利保障功能,降低死刑的判决率,维护被告人的生命权。通过对被害一方进行经济补偿、道歉等方式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缓和被害方的对抗情绪,减少申诉上访,促进法治的秩序功能。但从法治的整体上看,刑事和解可能造成司法的重大不公,导致更大的司法腐败,最终将危及法治基础,对法治的形成产生长久消极影响。     

论刑法的宪政之维

宪政之维的刑法可谓刑法"宪法化"了.刑法的目的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刑罚的执行不是给罪犯带来痛苦,而是要注重如何保障罪犯的权利.国家的刑事政策与自由、平等、法治等宪政理念紧密相连,其目的在于个人自由之保护,而不是警察国家模式所追求的刑事政策的惩罚性.刑法"宪法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刑法司法必须接受宪法的限制.美国式违宪审查模式与德国式宪法诉愿模式将宪法对刑法的限制加以建制化.     

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理论基础的思考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在该问题技术上的研究多于理论上的探索,似乎在该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已有广泛的认同,即对义务论的认同,然而义务论会带来诸如主体工具之说,自由功利之说的许多困惑,相反,权利论却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如果尝试从权利论的角度解读证人作证制度,或许会有所收获。     

刑法解释立场的历史考察——主观解释论之提倡

刑法解释经历了从主观解释论到客观解释论的演进过程,现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客观解释论正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经历了罪刑擅断、人治统治的历史之后,人们对立法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体现在刑法解释上就是要求坚持主观解释论。而当法治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法律的安定性,还要求法律实质上的公平、公正。联系社会发展以揭示法律内涵,遵守成文法不囿于文字本身的刑法解释客观论,遂成为刑法解释论上的特色。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理念、法官素质、刑法实施的时间与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统治的国家,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法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刑法实施仅十余年,这要求我国在刑法解释上应采主观解释论。     

刑法学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在刑法学中 ,对主体的态度不同 ,刑法立场就可能不同。近代以来 ,随着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先后登场 ,刑法学中的人开始从“抽象刑法人”过渡到“危险个体”。如果要在刑事领域坚持一种法治立场 ,刑法学应当采用“抽象人”的观念 ;但是 ,司法实务总是倾向于探求个人的危险性格。由于刑法理论和实务之间对人的看法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所以 ,有必要根据规范违反说 ,提出“规范意识主体”的概念 ,以使刑法学对“人”的看法更为合理     

警醒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

在刑法学中，类型化思维本来是必要的。但是，轻视乃至无视概念式思维容易形成过度类型化思维。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模糊事物的质的区别或事物的界限，而倡导以“量”的过渡来认定事物的类型。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在容易助长过度司法能动主义之中而有着破坏罪刑法定原则和危及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之险。因此，在刑法学中，过度类型化思维需要概念式思维予以节制，以达成概念式思维和类型化思维的并重，从而更好地助益于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     

背景与意义--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提出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追求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结构,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这同时也是程序正义的要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距国际标准和通行做法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并在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防御权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刑事诉讼问题,同时也是宪政问题.因此,提出并在法律上确保该项权利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