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司法:冲突与协调

公案是转型期司法与民意交织的怪圈,由于各国普遍信奉"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原则,那么在法律世界观紊乱的今天,公案似乎成了"法官不能承受之重",甚或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明确树立在司法审判中吸收、引导民意,而非排斥、消除民意的司法态度和法治意识,搭建民意与司法互通交流的机制,是寻求司法正义功能的有效路径。     

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

本文着重考察"公案"这类特定案件的司法过程,从中观察和分析中国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文章分析了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个主体及其相互间的角力关系,分析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分析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认为司法与民意、媒体的角力,不能仅仅基于司法独立原则,而应当强调被告公平受审权。总之,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司法的政治角力应当加以规制;通过制度设计,有的关系可以回归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仅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还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     

碰撞与契合——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民意考量

随着公众法制意识的觉醒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和对抗日益凸显,如何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坚守法律至上原则的同时,充分尊重融合民意,实现民意与司法的契合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难题。本文以案件审理为切入点,通过对司法裁判中民意内涵进行探究,对司法裁判中民意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司法回应民意之路。     

信息碎片化时代下的司法和民意

网络迅猛发展催生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碎片化使得司法空间日趋开放,民意的表现形态更加多元。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广泛存在,表面上看,掌握信息量较充分的司法机关却往往被掌握碎片化信息的民众汇集的民意所左右。实质上,其背后往往是权力越界干预司法的病态机制在滋生、蔓延。构筑良性的民意与司法互动机制,一要探索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辩证统一的司法独立之路;二要民众理性的对待法律。     

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

民意的影响是冤假错案产生的诱因之一。不理性的民意极易虚构出貌似合理的"案件事实"并以此给司法机关施压。基于民意的压力,司法机关往往更多注重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疑罪从轻等刑事政策、司法理念,都是对民意诉求的顺应,也是促成冤假错案的诱因。民意对影响性冤假错案的纠错有积极意义,但仍应回归法治轨道。样本案件中,民意推进了冤假错案纠错程序的启动、纠错的及时,但没有制度化。民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不够理性,对错案追责的民意表达亦非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我国有必要培育理性的民意,形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     

浅析司法和民意的冲突与平衡

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属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民意对司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了解司法与民意的对立、统一性,分析司法与民意冲突的原因及其影响,提出了部分改善司法与民意关系的建议。本文想突出的观点是:在正视司法与民意存在冲突的同时,应尽量去追寻他们之间的平衡点,拉近司法与民意的距离,使它们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相辅相成。     

论民意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及解决对策——以刑事司法审判为分析切入

民意与司法之间发生紧张关系,这是一种客观现象.有积极方面来看,民意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使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履薄冰,以免引起公众的强烈抨击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更可以通过民意的监督使案件审理更趋于公平、公正,实现司法正义；从消极方面来看,民意在司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会造成民意挟持司法的局面,使法官唯民意马首是瞻,出现“不能判”、“不敢判”的后果,从而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自媒体时代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自媒体”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对等性,更加注重网民的自主性,表现出个性化、互动性的特征,更易引发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弱势群体的刑事个案更易引发民众的关注、民意的表达更为通畅与开放、民意的表达忽略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本身、民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民意的主要特征。在自媒体环境下,民意推动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开、公正进行,有助于刑事司法判决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理性的民意对部分刑事案件的错判、误判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呈现出无序性。营造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良性循环需要注意：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沟通机制,对自媒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发挥自媒体对民意的引导、培育功能。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     

对“通过重塑司法权威化解民意审判”之批判

面对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学界有观点认为需要通过司法权威化解舆情审判,但这种观点在事实认知上模糊了影响案件判决的因素和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在经验依据上高估了美国司法对民意的抵御能力,并且忽视了程序对民意的吸收;在理论证成上片面的理解了权威并错置了司法权威与民意认可的因果关系。化解民意对司法的干预不应该沿着司法权威的道路,相反,司法权威应的树立应当探寻民意认可的路径。     

司法透明的博弈分析

当前人民法院改革面临的困境是透明度不够，法院公信力受到质疑；信息不对称致使当事人诉讼活动变成了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衍生法官寻租、司法腐败。本文主要以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司法透明．而司法透明“度”的确定是法院与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公泉（包括新闻媒介）三方参与人对策博弈的结果。在参与博弈的适三方中,法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司法透明需要率先从法院突破。     

专业法律知识的媒体供给与社会正义的维护——基于昆山案中舆论、司法、媒体互动的考察

维护社会正义是舆论、媒体与司法实践的共同目标。从系统论看,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司法案件舆论引导是三者互动的一种常见状态。在司法案件舆论引导中,供给专业法律知识能够促进三者的良性互动。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昆山案为例展开案例研究,发现新闻媒体通过法学专家向公众供给专业法律知识、司法机关自媒体向公众供给专业法律知识,能够促进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案件舆论引导效果。社会正义的维护并非仅靠法治实现,司法与舆论、媒体的互动能够更好地落实法治的正义精神。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之解读

民意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时代使得民意关注、评价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司法活动成为可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民意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关（直接或潜在）但被国家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一种重要利益的体现。     

对公众获取公用企业信息的法律分析

规制缓和、引入竞争已经成为国际上公用企业改革的共识,同时其也对政府监管与公众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公用企业调价的听证工作中,信息不对称导致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处于信息获取的劣势地位,消费者代表往往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的规定,实践之中产生了一些公众申请公用企业信息公开的事件或案例,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公用企业是否适用该条例,公用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以及公众如何有效获取信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浅析涉鉴舆情事件的应对和规制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许多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都与鉴定意见有关,涉鉴舆情事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分析其迁延变化特点已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依据近几年发生的典型案例,总结归纳出涉鉴舆情发生、发展经历的四个不同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不同的影响因素,从司法鉴定、政府工作和媒体舆论等三个层面提出了每个阶段的应对措施.     

论舆论市场中的公共新闻——兼论公共新闻对我国新闻改革的借鉴意义

公共新闻(或称公民新闻)在美国的兴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公共新闻活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同城媒介联合行动,共同设置话题,直接介入公共事务,试图解决公众关注的公共问题.公共新闻活动是对此前所有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的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与舆论市场、与媒介议程设置、与我国媒介改革诸方面对公共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和可借鉴之处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并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     

传播学视野里的公安舆论引导工作

舆论引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公安机关的舆论引导更加直接涉及政府形象和公共安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对做好新时期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目标；互联网时代的舆情环境给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传播学原理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假说和“培养分析”理论为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涉诉舆论的面相与本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

涉诉舆论反映的是大众思维,特别专注于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对立性,与司法思维发生偏离。涉诉舆论针对的虽然是司法,但发泄的往往是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司法顺从舆论的判决极大地加剧了司法公信力的危机,也势必激发舆论干预司法的热情。基于舆论压力而对法官的处理,增添了法官命运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并因而引导法官将公平让位于摆平。法院应对舆论做法,虽无现实意义,但却深刻地反映了法院面对舆论压迫的艰难处境。     

网络时代的舆论与司法——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

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网络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使承载舆论的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多宗演变成影响性事件的司法案件表明,当下中国的司法恰逢公共领域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变奏,其运作的过程和裁判的结果深受舆论的影响甚至左右.为了在舆论与司法之间培育起健康的关系,必须既保障开放的舆论空间,又保障依司法独立运行,并通过司法的透明化赢得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Restorative Sentencing: Exploring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Within the past decade, restorative justice has emerged as a truly global phenomenon. Although retributive justice has dominated the penal landscape, more recently, restorative principles at sentencing have attracted increased attention. Restorative sentencin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victims and offenders and pays less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se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sentence imposed. Although voluminous (and proliferating),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restorative justice has to date neglected one critical issue: public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this justice paradigm. Public opinion researchers too, have generally overlooked this topic.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determine which elements of the new paradigm generate public approval, and which features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or provoke public opposition, drawing upon relat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ublished in Englis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1982–2002). The review reveals widespread support for restorative sentencing options, such as community service, compensation, and restitution, particularly when applied to young offenders. However, it also seems clear that public support for these alternatives to punitive sentencing options declines a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increases, suggesting strong public adherence to the retributiv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senten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