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计划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国家科技计划法,在狭义上指集中规定国家科技计划编制和实施的原则、程序和基本做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科技计划法是国家在科技领域实现宏观调控的支柱性法律,从功能上看,科技计划法旨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克服自律失灵、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系统失灵。在我国现行科技计划立法及实施中,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计划在科技领域中的重要作用,积累了大量经验,但无基本的法律依据;现行科技计划众多、分散,内容集成性、效力协调性和程序统一性都相当缺乏,亟待改进和完善。     

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家安全的界定大多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见仁见智。我国的立法也陆续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写进了相关的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法律专门术语,对其解释不应是随意的,应当从法律上作出明确的科学界定和立法解释。国家安全表征着一国宪政法律制度的正常稳定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秩序。从法律上科学界定国家安全,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法制的统一性、严肃性,也有助于开展国家安全法学理论的研究。     

我国体育市场规制研究

市场需要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干预可以采取政治、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其中运用法律进行规制是最科学有效的,而且也只有国家能够对市场进行法律规制。自1995年颁布《体育法》十余年来,我国共制定体育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7部,体育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50余部,地方性体育法规和政府规章160余部。体育立法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正在逐步形成基本覆盖体育领域的多个方面、位阶层次丰富的体育法规体系。但是,我国体育市场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却不理想。本文通过调查访问和整理相关法律文件,认为我国体育市场长期处于行政管制时期,应该逐步过渡到法律规制阶段,用市场规制法的思维重新思考我国体育市场规制问题,促进我国体育市场的繁荣。     

法律保留原则探析

法律保留滥觞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制度。法律保留包括立法法律保留与行政法律保留。前者作用于立法领域,旨在划定议会立法权力与政府立法权力的界限;后者作用于行政领域,旨在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议会民主原则与分权原则,后者的理论依据是法治主义。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立法完善

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既有国内暴力恐怖犯罪、分裂分子犯罪、宗教极端组织犯罪等,又有外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为积极有效应对,我国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立法规定存在缺陷,有必要在修订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整合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专章和增设有关新罪名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立法技术的运用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一种立法技术的使用,说明了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特征能够以法律语言的形式表现于外部,宪法是普通法律立法的基础与依据,普通法律是宪法的实施法。但其作为立法技术的内容并非要求所有法律文件必须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其在立法实践中的运用应当严格遵循法律语言规范化的要求。     

处罚法语言中的“责令”文化——基于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分析

法制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行政主体执法也更加规范。随着规范性文件的增多,法律词语上表述不统一,立法意向不明确等问题逐渐凸显。作为安全生产重要的执法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各项文件必须在立法目的和表述上保持一致,才能做到执法统一、做到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文章从"责令"及其后缀的表现形式入手,结合行政处罚法和安全生产法,对"责令"词义及其立法本意进行分析。     

当代财税立法的生成与演进路径

我国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等方面的财税立法命途多桀,检视剖析建国以来财政立法的生成与演进的轨迹,检讨总结成败得失所包涵的经验,分析财政立法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从行政主导到立法主导、从闭门造车到开门立法、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进而探寻财税立法的发展趋向,应由试验主义向法律主义转变、由工具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由建构主义向本质主义转变、由渐进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

从法律文本和立宪意图分析,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弥补全国人大立法不足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首要目标,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全国人大立法权则是其附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并非平行的目标关系;"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划分,正是这种附带要求的产物。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错位以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混同,根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的张力。     

论立法不作为

在法律生活中,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制衡又是相互促进的。行政,司法领域的不作为现象为人们较多关注,对于立法不作为,却经常忽视。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学者早在20世纪就开始对立法不作为问题进行研究,而中国在进入20世纪末以来,也开始关注立法不作为问题,主要是讨论立法不作为的概念,成立要件,如何控制立法不作为现象的发生以及出现了立法不作为现象该如何救济的问题。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保证国家安全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日趋稳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法治是保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式和根本之策。习近平通过论述我国国家安全风险形势、依法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通过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论述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各环节建设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总体进路;通过论述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为我国新时代取得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石和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我国在新征程上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灰色地带:反腐败法律的文化分析

法人类学对腐败和反腐败法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了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的社会根基以及腐败行为的两个规范框架: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惯例;评估腐败问题时存在的双重标准: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常常认为"南方"和"东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常常难以求得平衡,媒体对腐败的报道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处理反腐败问题时常常采用过于简单的两分法。法律人应当对这些卓识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理解英国的几个重大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我国担保法制度设计应当重视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民法、经济法和法经济学的综合视角

担保制度是保障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手段。科学、合理的担保制度,应当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担保资源,最大限度地控制担保制度对物的利用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并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中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安排应当认真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论我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的完善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经历了曲折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也得以恢复,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发展。如今,我国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社会救济等方面都制定了规范性文件作为改革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依据,在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的基本框架。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仍然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应采取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龙头,单行法律法规为主导,相关法律为补充的立法模式。为此,应采取分步走的办法,目前首先应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基本法>。     

论革命根据地的证券法律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利用证券这一特殊的融资手段服务于根据地的军事、经济需要。根据地的证券主要有饭票、米票、粮草票、本票、赈灾券、公债券、股票等。配合证券的发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根据地证券法律。这些法律散见于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纲领、决议、指示、以及政府、企业颁布的条例、章程之中。根据地的证券法是很粗疏、简陋的,甚至也不用证券法这样的名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后,这些证券都得到了兑付。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及其互动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在中外法制上均有体现,此种分立植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对分离。即便如此,在总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论国际习惯法在我国入宪

长期以来,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在国际法理论上颇有争议。而且,由于它涉及国际法的法律性质、效力等重大方面,因而成为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实质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各国的宪法问题,而不是国际法问题。目前,国际习惯法入完或通过判例确定其在国内法的效力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宪法应根据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特点,以及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原则,通过混合模式,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际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相应地位。     

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

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中,有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居于本质属性地位的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法的共同利益性对国际法(学)诸方面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关系的理论迷局的破解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防资产的法律保护

国防资产是国防活动的物质基础,如何以法治化为归依,实现其安全、完整与有效是当前国防建设的当务之急。国防资产具有社会性、公共性、专用性、封闭性特点,产权多级委托代理及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国防资产具有易致流失的天然缺陷。在对国防资产法治保护必然性及现行法制安排检讨的基础上,应当以制定《国防资产法》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国防资产法律保护体系,通过良法之治把国防资产流失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