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将法律解释概念作狭义理解 ,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如此 ,则法律解释方法中并不存在“类推解释”。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基本要求和“法律解释必须在文义所及的范围内为之”这一命题出发 ,可以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其实不排斥任何一种解释方法。事实上 ,“类推”在刑法领域是被作为法律续造的方法加以禁止的 ,而并非是被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加以禁止。从维护法律确定性和司法统一性的要求出发 ,一切形式的类推在刑事司法中都应当被禁止 ;但是 ,这种主张显然源自于形式意义的罪刑法定和刑法技术主义的绝对观念。在实质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 ,有利于被告的类推应当被允许 ,这是克服刑法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正义的需要。     

浅析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

众所周知,自启蒙运动以来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加以确立,但是绝对罪刑法定又有诸多弊端,因此在法律实践中解释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解释又成了关键之所在,因此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分成为了之后的争论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如何区分,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哪？本文一一加以探讨。     

罪刑法定原则下扩张司法解释的适用

一.扩张司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扩张解释是指根据立法精神,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将刑法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在扩张解释的情况下,解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罪刑法定原则充分体现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限制。随着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认,“两高”能否对刑法规范进行扩张解释,成为人们的一个争论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有明确规定的,只能按法律的本意理     

刑法中性犯罪视角下的男性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了适应发展,必须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当中包括了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甚至是修改,对《刑法》中所规定的强奸罪不能充分保障男性性权利的情况必须加以修改,这不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相反恰恰是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法确认的基本原则.它的含义是:什么行为是犯罪,处以什么刑罚,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据有关文献记载,罪刑法定思想早在古罗马就已萌芽.一般认为,罪刑法定思想的早期法律渊源始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后来美国联邦宪法中也有所规定.但是罪刑法定最终成为一项法律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驱者积极倡导的结果,其目的是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保障个人自由.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二款,对此也作了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至此,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上得到普遍承认.学者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定罪判刑只能依法律规定,不得适用习惯法;(2)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适用类推和扩张解释;(3)罪和刑要有明确规定,不能适用不定期刑;(4)刑法的效力不溯及既往.但是,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刑法理论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新派教育刑论与旧派报应刑论两派刑法理论的论战,对各国的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国刑法也在不断修改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累犯中时间条件的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对存在疑点、难以确定是否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的案件，需要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进行解释，即罪刑法定原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院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要求在一个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当出现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典中确立的意义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典中确立的意义许海波新刑法第３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标志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典中的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刑法...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刑法适用的弹性限度辨析

罪刑法定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一致的认可，但关于如何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刚性出发，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可逾越性进行分析，阐述了机械适用法律与坚持基本原则刚性的区别。文章认为，虽然罪刑法定的思想源自于西方，但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与西方罪刑法定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文章指出，刑法的适用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不经过解释的法律无法适用，完全排除司法机关或者法官的利益需要是不可能的，原则的刚性仅限于对背离立法目的行使刑罚权力的规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并不在于具体条文中文字的表层含义，也不在于将条文孤立起来逐字逐句的适用，而在于刑法的任务所指向目标，和通过规范的整体性所表现出来的刑法的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纠缠与厘清

在我国,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位阶关系,也即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先后顺序问题,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存在实然和应然的冲突,其中,实然冲突需要通过司法适用解决,而这依赖于刑法解释的运用,而应然冲突应当交由立法解决.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的标准,但是由于罪刑法定载体的法律文本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具体法规范的法定内容需要依赖于刑法解释才能确定,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之间存在循环依赖关系.而民主的实现和刑法解释中形式解释的具体确定是厘清这一循环关系的关键所在.     

罪刑法定原则探析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未设专条规定这一原则、经过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和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广泛论证，认为在我国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推动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作了开宗明义的规定。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它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提出，以后为大多数国家刑法所普遍采用”的一个…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适用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体现了对公民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充分保障，是一项进步的文明的法制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实施，对于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惩罚犯罪、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     

罪刑法定原则将在挑战中前行

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是否以文字表述和如何表述的问题，在中国罪刑法定原则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法律文化、法律观念、刑事法律的科学性、特别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解释、司法过程等方面的考验。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将在挑战中前行     

对蔡某某挪用公款案的法律评析 ——论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

罪刑法定不仅仅是指犯罪要由法律规定,另一层含义是必须法律在先,犯罪在后。我们刑法在对待溯及力问题上,似乎从来也没有把它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联系,这既贬低了溯及力问题的重要性,也割裂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 ,为刑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 ,在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法律进行科学的解释。作为自由裁量权重要内容的扩张解释、法律漏洞的填充、类比推理被认为既突破了绝对罪刑法定严格规则的刻板、僵化和机械 ,又自觉地遵从立法本意和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相对罪刑法定的价值意蕴不谋而合。     

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抑或形式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但近年来,随着国外对罪刑法定原则双重理解的讨论为中国刑法学界所关注,引起了对罪刑法定原则内涵和我国刑法关于该原则的规定讨论。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开性,而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死板僵硬地理解和执行法律,主张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弥补法律主义本身死板教条、落后于时代的缺陷。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环境,对两者是否贴合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立法意图,也更符合司法实践、社会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进行了比较论证。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历程

肖中华（以下简称肖）：赵教授，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成员之一和著名刑法学者，能否请您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谈谈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历程及其意义？赵秉志（以下简称赵）：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刑法中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典甚至宪法中作明文规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在思想渊源上，1215年英国《大宪章源39条确立的“适当的法定程序”（Dueprocessoflaw），就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早期思想。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规定：“没…     

从类推到罪刑法定——析刑法中两种不同的犯罪观

从类推到罪刑法定———析刑法中两种不同的犯罪观王光胜新刑法第３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与此相适应，废除了旧刑法中关于类推的规定。类推的废除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论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及其实践——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条文的规定进行解释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这种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同,决定了法官解释刑法条文的基本立场和实践效果不同。形式罪刑法定原则脱离生活实际,割裂了法条文字与承载的价值的关系,奉法律条文的文字形式为圭臬,其实践后果常表现为机械司法、恶法亦法;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将刑法的正义价值推向极致．主张法官根据个案的需要,依据正义的观念适用刑法,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辨证罪刑法定原则认为,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刑法的正义价值为统帅和导向,在法律文字可能的字面含义内最大限度地寻求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