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盛行,“服务型政府”日益进入我国政府和公众的视野.在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今天,公共服务能力日益成为政府能力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中央政府与公众的纽带,与基层公众联系最为紧密,因此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概念入手,阐述了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下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路径选择.     

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行为逻辑的政治经济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承担主体的基层政府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基层政府在整个乡村社会公共化服务中,暗含有一种选择性治理的行政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是以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依归。这也就使得对这一与现实基层社会的政治期许相脱节的行为成因性研究成为必要。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动机路径分析

本文在指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领域内政府的所有执行动机都是自利动机的不足之处后,结合公共服务动机提出了将组织行为学中的动机研究理论运用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理论中来的转换模型。文中认为这一模型揭示出了地方政府执行动机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下自利动机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下的公共服务动机,这两者在一定的政治文化,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是可以不断发展和互相转化的。     

美国特别区政府自治评价

在现代行政国家,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责,其自身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在美国,作为与公民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民众对更多、更好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地方政府的形成和运作素来有公民自治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目的地方政府的设立和运作上,而且还反映在地方政府类型的创设上.特别区政府属于与一般目的地方政府相对的特殊目的地方政府.其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普遍发展便是在自治传统的支持下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发展至今,该治理模式远非完美,它正遭遇不经济、低效、碎片化、隐匿性乃至不民主等指责.但是,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指责等同于特别区治理模式的困境;而是需要回溯其自治传统,在反思都会化改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自治传统进行重塑,才能避免公共服务的异化,实现行政权及其法律规制的顺利转型.     

论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形态,本质反映出政府是人民办事机构的属性,那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本文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责任,进而分析如何通过政府创新,逐步实现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政府职能内涵的理论阐释

政府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是,政府职能为什么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什么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一基本问题,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探讨这一理论问题,对于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构建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在构建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过程中,其管理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加快经济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步伐,重点是完善"六种机制"的创新,以期推进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野下的社区警务室建设——以A社区警务室为例

拉塞尔·M·林登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无缝隙政府理论。它以满足顾客无缝隙的需要为目标,以顾客、竞争和结果为导向,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机构自我改革的模式,也是一种为顾客提供无缝隙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方式。Z市Z区S派出所A社区警务室创建的"一警为主,多警联动"的"一站式"模式,其职能的相互交叉、配合与一步到位服务的提供,是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但当前A社区警务室的建设与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改革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要不断完善,防止流于形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责任缺失及其治理

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就城市而言,大部分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而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与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出现的责任缺失密不可分。本文描述了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并对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进行相关分析,最后提出治理政府责任缺失有利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

公共数据包括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以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是建设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的三项决定因素。公共管理数据是公共性最强、可共享利用程度最高的数据。推进实施公共管理数据共享法律机制是建设整体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建设全国及地方统一政务数据平台。公共管理数据授权开放包括狭义的公共管理数据开放和公共管理数据授权运营，其重点在于促进市场主体对公共管理数据的多元化利用。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但其同时也具有民事权利客体的性质。公共服务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应当确认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共服务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同时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赋予公共服务数据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充分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     

从职能转变角度谈建设服务型政府

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定位正基本趋于一致,即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已进入以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公共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核心问题包括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许多方面的问题。这表明我国政府职能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与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职能转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效率问题研究——以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为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是一个恒久的议题。本文以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为例,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如何提升广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有效率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设计,以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并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与政策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公共服务创新与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公共服务创新能否实现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行政生态的转型,必然导致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的治道变革。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服务改革的经验,改革政府,改革事业机构,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同改革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公共服务改革视阈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力探析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政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共服务的特殊职能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越来越从过去仅仅或特别重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转向更重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竞争。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竞争力,公共服务竞争力是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的统一。当前,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加强绩效管理等途径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力。     

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是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难点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本文从公共服务合作理论、合作机制及其经验验证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进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日益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本文分析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现实路径。     

从职能转变角度谈建设服务型政府

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定位正基本趋于一致，即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已进入以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公共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核心问题包括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许多方面的问题。这表明我国政府职能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与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职能转变。     

地方财源制度建设的财税法审思

财政分权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地方财源建设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及其行为模式选择。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地方税权较为薄弱,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晰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和规范的博弈平台。这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得不到稳定保障,难以较好地承担提供本区域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在现有制度框架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为获得必要的财力,一方面扩大了非税收入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隐性负债,造成地方债压力剧增。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目前暂不宜放开地方发债权,而应优先明确事权,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来进行地方财源建设,进而推动科学财税体制与现代财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地方财政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增加,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的情况下还要承担大量的事权。在这种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有通过举借债务来完成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金融危机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数量骤增,地方债务数额短期内迅速膨胀,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因此,防范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便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