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技术的内涵及其范围

法律技术是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围绕法律的适用所产生的技能、手段,它不同于法学研究方法,也无法涵盖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法律技术是传统性与正当性相结合、理性和经验相统一的具有专业性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手段,既具有科学的特质,又体现人文的精神。在法律技术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层面。     

商品房“断供”的性质分析——以效率违约理论为视角

效率违约理论自其创立以来,学者对其适用及正当性就争论不休,本文无意对效率违约理论多做评述,只是通过研究其适用条件和价值,分析＂断供＂的违约形态归属,以便厘清二者关系,明确商品房＂断供＂不属于效率违约。     

论环境法的正当性的依据

判断和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有五项依据。科学依据是判断环境法正当性的＂钢规铁律＂,具有正当性的环境法律应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信仰和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衡量法律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是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伦理道德问题;利益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常衡器,将利益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指该立法是否增加了正当的、积极的利益,是否限制了不正当的、消极的利益,对增加的和限制的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将合法律性作为论证环境资源法正当性的一个依据,主要指其符合宪法、法统和环境基本法律;衡量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有效,主要取决于该立法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正当程序,判断立法程序正当性的实际标准,是看是否重视立法的民主程序和公众参与。     

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探究

刑事和解与刑法理论相契合,与法治环境相融合,与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吻合,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及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存在功能上的互补。据此,刑事和解制度具有普遍正当性。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与＂以钱买命＂存在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刑事和解与司法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刑事和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重罪不和解＂的观念存在正当性缺失。据此,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具有特殊正当性。在刑事和解制度被法律明文规定之前,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应被视为限制死刑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     

解释论下的留置权成立要件——以《物权法》第231条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物权法》第231条的解释,探讨了留置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即留置物与债权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该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中的＂同一法律关系＂是对牵连关系的一个进步,并且对其应该做限制解释,认为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并具体分析了其几种情形。再次,对我国规定的民事留置权的例外商事留置权正当性进行分析,看出我们立法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使《物权法》能够得到明确的适用。     

死刑的德性

死刑在道德上是一种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刑罚。既然如此 ,在中国 ,废除死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 ,中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基础与信仰理念 ,而且 ,在威慑主义刑罚理念的支撑下 ,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倚重死刑的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废除死刑困难重重。     

关于赃款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的探究——以王某盗窃案为例

近年来,司法机关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本文将通过一个普通的案例分析赃款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在本文中,本文认为将赃款赃物分开对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将其二者混为一团来讨论起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议,任何问题都是分步骤解决的,本文即先从赃款是否能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讨论,至于赃物是否可以留作日后再作讨论。     

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效力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处理问题实质上是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效力问题。通过分析其成因及借鉴域外之经验,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首先要判断该行政行为是否构成＂先决问题＂,即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先决性,是否是尚未发生形式确定力的非无效行政行为。在构成＂先决问题＂的前提下,以行政行为对私法关系的作用效果为依据确定民事审判权的审查限度,即对确认性行政行为、形成性行政行为、裁决性行政行为分别适用民事先行、先行后民、行政附带的司法审查机制。     

法律技术的正当性基础

作为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职业者凭藉的法律技术,自身必须拥有正当性,才能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法律技术的正当性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符合事物本质,也即法律技术本身不能与事物的情理相违背;二是体现法律原理,法律技术符合法律的基础性原理才有生存的基础;三是契合司法经验,是长期司法实践陶冶而成的成熟技术;四是吻合社会常识,即法律技术的适用与现实中人们的直觉、情感等相一致。     

所有权取得的正当性探微

所有权取得在理论上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法律制度对此进行了系列安排,然而,这一安排的背后合理的根据如何？事实上,效率的最大化并不是所有权取得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出发点。而从人的双重本性出发,所有权的取得需要经过法律制度这样一种权威进行确认;而对人＂相互合作的社会本性＂抑或＂有限的利他主义＂,则不仅法律的强制力须以作用,对人们的道德感召亦颇为重要。道德上的正当性才是财产所有权取得正当性的最优诠释。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Critical Rationalism: The Problem of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s and Law*

Abstract. The author characterizes the model of rationality devised by critical rationalism in opposition to the classic model of rationality an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is. He illustrates and criticizes the trichotomous theory of knowledge which, going back to Max Scheler, is received in a secularized version by Habermas and Apel, al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of Heidegger and Gadamer and of the so-called “critical theory” of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The author criticizes historicism as it expects to be an alternative to naturalism and not to make use of the method based on scientific laws. The author proposes as an example of technological social science the model developed in economics starting from Adam Smith. With regard to legal theories, natural law is rejected because of its sociomorphic cosmology. It is proposed that legal science as social technology has two parts. One part aims at efficient interpretations of valid law (for the space-time region concerned) and a second part aims at the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norms for the modification of valid law by legislation     

社会理性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主体要求

知识产权的理性文化=制度理性＋观念理性。构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决定着人的双重理性。即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的双重理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和可塑性，也决定了人在塑造知识产权理性文化中的能动性。     

The challeng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has met with uneven success.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have constrained direct application of OR technology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OR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pitfalls and successes of OR application, does provid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nefit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s apt to be highly beneficial if operations researcher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constraints, an uncertain decision environ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 bounded rationality unique to each developing country.     

同案同判下司法技术与情理的平衡

同案同判旨在通过指导案例和类案检索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同案同判表示着司法技术化趋势,而司法技术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愈加推崇的形式理性及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案同判一方面保证了法律的确定性与司法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却因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技术化操作牺牲了部分个案的实质正义。既然同案同判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树立司法公正价值,那么就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观。当代社会的主流公正观是在法治前提下追求情理法兼容。这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是传统司法的首要原则。司法技术化与传统情理法的冲突,深层次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近代以来,中国对技术过度迷信,导致司法公正与民众公正观的间隙扩大。这需以情理法兼容的传统予以调和,使司法不仅仅是科学的法律知识与程序之学,更是兼顾伦理观的司法技艺。司法技术只能作为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不统一的过渡与辅助手段,长远来看,需通过拓展法官的综合知识与培育伦理素质以正确适用、阐释法律。     

人性:西方心理学的误区与中国文化的解读

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误区源于西方科学对人性的分裂 ,西方科学又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因此 ,西方心理学自己无力解决其人性论问题。能够与西方文化互补的唯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性论将有助于纠正西方心理学对人性的误读 ,从而提高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启示

我国的民事、行政法庭中已经出现了社会研究报告这种全新的证据形式,它实际上是社会科学证据的典型代表。社会科学证据已经在美国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出现的"布兰代斯辩论摘要"。在经历了司法实践多年的考验之后,社会科学证据终于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如今,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法庭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将社会科学证据放在科学证据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和应用,这将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基于当前的司法证明实践,应当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属性、证据形式、公证问题、审查认定规则等重点问题加强研究。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原理与方法

法学界对于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研究源于对以逻辑演绎方法为核心的科学主义在法学中支配地位的反思和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的兴起。为了确保进入裁判性事实认定领域的社会科学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社会科学必须借助相应的证据规则。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证据的准入标准经历了一个从普遍认同标准到科学有效性标准的转变。社会学解释方法和社会框架是社会科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加以运用的两种方式。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运用应当以法律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或存在"隐藏的漏洞"为前提,找寻法律概念所包含的肯定选项或者中性选项,并遵循比例原则和受到法律规范性质的约束。社会框架的运用必须以尊重本国文化传统和日常基本逻辑为前提,并结合其他因素,以充分发挥社会框架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