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读昂格尔的《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在《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一书中,昂格尔对自由主义传统法学派所提倡的"合理化法律分析"的特点、根源和弊害作了深刻地剖析和揭露,并提出了"扩大化社会民主"、"激进的多元政治"和"动员性民主"的新型建构方案.其中,昂格尔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能够对法律分析所使用的前提和假定彻底质疑,能够看到权力等社会结构对知识的建构和被建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客观性.不但如此,其民主方案也因缺乏可行性而无法解决自由主义传统下现代社会的政治困境.所以,他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批判,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超越它.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辩证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着手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的客观要求.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导地位,体现了其精神实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坚持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的公司法修改与完善

众所周知,《公司法》是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规范之一,始终关注如何规范、适应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法》在实行的过程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司法》中一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因素。通过引进全新的理念对《公司法》的修正与完善,消除现行《公司法》的局限性,促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修改和完善现行公司法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公司法的缺陷,探析了修改与完善我国公司法的措施,旨在为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死刑案件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考量

死刑案件的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法理学裁判模式与社会学裁判模式并存的不可避免性。非刑法规范因素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通过反映案件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与表现案件法律结构的逻辑推理,进入裁判规范范畴。但基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非刑法规范因素在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不具有独立的裁判功能,其裁判价值只有依附于刑法规范才能彰显。同时,非刑法规范因素介入死刑案件的裁判只有给予一定的制度性规制,才能在加强死刑司法控制的同时,又能使死刑案件的裁判更加理性、规范、安全。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意蕴深邃,它将法律看作动态、开放、互动的行动系统。交往行动的学理资源是语用学;存在方式是商谈;生长土壤是"理想话语情境"。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提倡各方当事人以及其他社会民众在有关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采取真诚互动、沟通协商的方式,从而达成理解与共识。商议式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伦理性,其价值在于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克服机械司法的缺陷;促进司法民主;遏制司法腐败。     

制度型对外开放的支点:私法关系涉外性之界定及重构

国际私法是我国规范涉外私法关系、建构私法领域对外开放秩序的基本法律,私法关系的涉外性是其发挥功效的支点。私法关系涉外与否,将在程序与实体上产生体系化的法律效力差异。我国迄今采取法律关系要素涉外的方式界定私法关系的涉外性,这在涉外民商事交往相对简单、法律关系较为传统的历史形势下较好地发挥了建构涉外私法秩序的功效。自贸区(港)、深圳前海、外商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等对外开放的创新安排和实践,对现行涉外私法关系界定规则造成了新的冲击。我国应积极回应新形势下制度型对外开放的要求,顺势革新涉外私法关系界定规则,对外协调民法等周边规范,对内融贯法律适用法的内在安排,引入实质关联标准,设立矫正规则,创建"非内域私法关系"特别规则,为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安排与实践探索预留空间,为我国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奠定基石。     

关于法律服务业“调结构、促转型”的思考——以上海市长宁区律师法律假务业为范本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大局而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主要基调。实际上,具体到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在当前背景下,同样面临着调结构、促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论“民意病毒”的司法治理

"民意病毒"的出现,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认同感。在推行司法治理的背景下,针对"民意病毒"的特点和危害性,人民法院要想理性引导网络民意、重塑法律权威和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实现从刻板的司法克制主义向适度的能动司法过渡,从传统的法官平民性思维向现代的法官职业化思维转变。     

涉诉信访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涉诉信访错综复杂,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信访制度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合理性和现实需要性、现行信访体制没有重大转变、特别是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还欠缺规范的现状下,显然更应该关注如何积极处置和应对涉诉信访,而不是对此予以消极排斥。在立足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应当对涉诉信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信访问题纳入到法律程序之中,更多地体现出法律的权威,而不是运用行政化的解决方式。     

论任务分配规范对残疾人权益的保障

《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了大量任务分配规范,这些规范除了价值宣示作用外,还通过"以虚御实"的方式调控着整个权力责任系统、引导着下位法规范的具体制定,其价值导向也对司法过程的法律适用产生一定的间接效力。不仅如此,这类规范还为改革尝试及开拓性举措提供合法性支持和约束。它们也隐含了提倡服务行政、增强公共服务的回应性的要求。需要理解它们的复杂功能,并且积极用好这类规范。     

地方立法的新发展观

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导向、规范、保障和强制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完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时代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就业协调发展、法制建设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等理念和观念的前提下,地方立法应当树立新的发展观,以此促进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立法理念、传统协调方式、保守的"平衡"心态朝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法治方向转变。     

律师商标业务研究报告(四)

第六章律师做好商标法律服务的重要意义商标法律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最重要的法律服务,又是律师最容易而且能够做好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和百倍的信心。况且律师做好商标法律服务对国家、商标主管机关、企业、律师本身等多方具有重大意义:一、有利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服务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建立     

论非演绎性同人作品与原作品的知识产权“对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人作品,一朵刚刚绽放的"花",其带来的法律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界的焦点。非演绎性同人作品产生于信息网络中,对原作品具有一定依赖性的同时又绽放出新的"花朵",因此,尽管非演绎性同人作品与原作品可能会产生知识产权的"对碰",但是基于其本身积极意义与公共利益的需求,对于此类同人作品不应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而是应在明确其法律属性及规范合法性要件的同时寻求非演绎性同人作品与原作品的双赢。     

公民义务献血与无偿献血的法律思考

以法律规范为公民设定献血义务违背宪法精神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的规定 ,也违反了法治社会的基本法理 ,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实际中献血根本难以用法律强制实施。“公民义务献血”的规定是中国传统上道德规则法律化的反映 ,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义务本位的法律观念的反映。血液作为商品而产生的恶果反映了民法制度本身的缺陷 ,无偿献血制度反映了行政法上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广泛运用和传统二元法律结构动摇导致的第三法域的兴起。现代社会是法律规范与法外规范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共同调整社会生活的社会。     

经济法律制度应是经济制度

一、经济法律规范就是经济制度规范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主要社会规范之一.社会规范的特性使法律与社会制度发生直接联系.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社会关系规范化的结果.社会制度也就是社会关系制度.构建社会制度的社会规范有多种,如传统、习惯、惯例、政策、法律等等.法律因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等特性,使其在实行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近现代成为构建社会制度诸规范中的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因之,在理论上,人们每谈到制度的时候,总会自然地将其与法律联系起来;在实践上,人们总会将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制度加以法律化.     

信用、法治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信用是行为期待可能性的外在公共性评价信息,起到社会交往理性化的功能。它与法治的结合,走出了传统剩余物偶然交换的自然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市场发展的制度基础。回溯西欧商业革命兴起的历史,商人法的统一规则与执行保证了交易本身的信用,而以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商业技术创新,创设了新的法律关系,最终带来了行为模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二者的结合稳定了交易预期、扩大了市场范围、提升了融资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信用法律关系和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也有利于走出中国传统的关系信任,建构普遍信任。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非人格化"治理方式,逐步塑造平等而非差序的现代社会关系。     

当代中国行政取缔的法律治理

强制执行力是行政取缔在实证中呈现的最重要显性特征之一,对其正当性的解读有助于从法理上厘清取缔的内部权力构造,即存在对行政机关的实质性"包裹授权",包括授权做出行政禁令及禁令之即时强制执行,二者共同诠释了取缔非制裁性、终局性和实效性等权力特性,非仅为执法目的的宣示。此为我国取缔的法律治理指明了路向。基于新时期"管理与预防、控制"等"管控"价值的需求,取缔作为聚合了意思行为和实力行为而"处执合一"的综合执法行为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存在正当性,应该在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下对取缔的规范设定、规范清理与适用,以及其与《行政强制法》程序冲突的解决等问题做出清晰的处理和释解。通过法律治理有效回应取缔执法中的诸多困局和废除取缔的论说,并建议把取缔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使用,避免生活中的滥用和法律意义虚化。     

跨国企业“失德”的法律规制研究

作为全球经济枢纽,跨国企业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着毋庸置疑的推动效用.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的觉醒与社会观念的普遍形成,跨国企业的负外部性逐渐凸显.近年来,在华跨国企业失德事件屡禁不止,这些事件折射出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相应法律规制的效果欠佳.跨国企业在社会影响力、行业控制力以及行业潜力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从跨国企业的特殊性出发,寻找一条特殊的规制路径极为必要.现代政府规制理论提倡建立一种集体性规制与自我性规制相结合的规制方式.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就是建立强有力的市场监管与社会责任规制相结合的双轨规制方式。     

社会本位观：反垄断法立足之本

作为规制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新兴法律部门之一.反垄断法应19世纪末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生,其实质是国家于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主动地以"公权力"矫治、干预市场主体竞争行为的产物.那么,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反垄断法应基于什么样的本位观发挥着其应有功效?笔者认为,在经济、市场社会化的背景下,反垄断法理应以社会为本位,规范竞争行为、营造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而达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济法责任转向经济法后果的规范依据与理论基础

经济法规范中存在目标与工具二元结构，工具性规范中强制性规范与鼓励性规范分别对应着否定性后果与肯定性后果，这些构成了经济法责任范式向经济法后果范式转向的规范依据。法律规范构成要素从法律责任转变为法律后果，现代回应型法与促进型法要求法律后果与其行为模式匹配，这些构成了经济法责任范式转向的法理学背景。基于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经济法规范在主体假定与行为模式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鼓励性规范本质上是基于论证性商谈的运用性商谈，肯定性后果的性质乃是立法者与实施者主体间商谈的砝码。立足于经济法规范，依循法理学背景，以主体间性理论为哲学支撑，经济法后果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主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