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事实证明标准降低制度的建构与规制

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提升法律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但是,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无法兼顾到全部诉讼案件的公正问题。针对其缺陷,可通过证明标准降低予以弥补。将待证事实为真的心证要求予以降低,可以起到减轻当事人证明责任负担的效果。证明标准降低的法律性质为证明责任减轻,不免除或者改变原来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降低,不是对一般性诉讼证明标准的否定,而是以其为前提下的例外规则,两者关系为“一般与例外”。建构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传统及实践的证明标准降低模型,除了坚持“一般与例外”原则外,还应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即确因案件事实本身性质造成证明困难且致实体审理结果显失公正;同时,应对其施以程度和程序上的双重规制,在程度上降低的下限为盖然性优势（超过50%）,在程序上及时公开降低的心证过程及结果并允许当事人论辩与上诉,以防止恣意裁判。     

民事诉讼中的事实推定探析

事实推定是一种特殊的司法证明方式,作为证据证明的辅助手段,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事实推定的适用,不仅要遵循一般逻辑规则,而且要受特定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穷尽了其他证明方法的情况下,事实推定才有适用的必要性,法官运用事实推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心证公开,并且应当赋予当事人反驳的权利。事实推定能够产生转移提供证据责任的效果。     

论推定规则在审理毒品犯罪中的适用

推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司法机关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结果事实(又称待证事实、推定事实),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明规则。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推定规则,通过已知事实断定未知事实,对于降低证明难度,提高诉讼效率,准确打击犯罪等,具有显著效果。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运用推定方法审理毒品犯罪有增多趋势。毋庸讳言,推定毕竟是一种间接证明规则,运用不当,容易发生错判或不当判决。因此,笔者想就推定规则在审理毒品犯罪中的适用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浅述刑事审判中的推定规则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案件并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要证明被告人的主观犯意和某些行为时，只能由其他证据进行间接证明。如在审理受贿、诈骗、商场盗窃、贩卖毒品、奸淫幼女、故意伤害致死等刑事案件时，没有被告人供述的，要认定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就要求法官借助一些规则来作出判断这种规则．就是依据已经明了的事实来推论应证事实真伪的规则，即推定规则。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除了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外，还存在一些免证规则、即在特定的情况下，免除运用证据证明该项事实的义务，这种情形叫做“不需要证据的证明”，国内学者有的称之为“除证据外确立事实的方法’。     

要件事实论的实体法基础：证明责任理论

司法三段论在实际诉讼中得以顺利应用的前提是待证事实(要件事实)的存在,即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了为真的心证,如果心证结论为伪,则将不适用大前提,因此也不发生一方当事人所希望的法律效果。除此以外,心证状态还可能是真伪不明(non liquet),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就是证明责任理     

论消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以《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为中心

消极事实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常主张的事实,但并不能直接视同为消极要件事实.基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度,其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就决定了诉讼的胜负结果.根据新《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规则来分配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对于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而言显然过于严苛,尤其是在证据偏在型诉讼中,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平等.为此,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转换、表见证明、证明度降低、强化相对人的具体化义务及事案解明义务等方式加以缓和,殊为必要.     

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

最佳证据规则曾是英国普通法上最为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事实，只能采取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①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将最佳证据规则定义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证明同一事实并都具有证明力，不同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有关各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所作出的认定规则的规定。②在行政诉讼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就同一待证事实提供数份都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同的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因此…     

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效:理论与规则北大核心CSSCI

关于我国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效力问题,学界多植入域外已有判决效力制度规范或者理论予以研究,难免出现无法自洽之处。在我国制定法传统框架下,考察生效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的渊源,以现行法规范解释为基础,兼顾刑、民两大诉讼形式相同而实质各异的事实认定思维路径,将刑事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纳入证据规则范畴,明确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效,并设计其具体规则,从而在保障民事审判权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发挥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作用。     

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效:理论与规则

关于我国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效力问题,学界多植入域外已有判决效力制度规范或者理论予以研究,难免出现无法自洽之处。在我国制定法传统框架下,考察生效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的渊源,以现行法规范解释为基础,兼顾刑、民两大诉讼形式相同而实质各异的事实认定思维路径,将刑事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纳入证据规则范畴,明确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效,并设计其具体规则,从而在保障民事审判权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发挥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作用。     

表见证明理论批判

作为证据法学领域最含混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的表见证明其内涵与性质尚需准确界定。作为一种缓解证明困境的证明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其是一种简捷的、类似的、无需证据的证明。其法律效果既不导致证明责任转换,也不降低证明标准,而是作为法官临时证明评价导致当事人具体举证责任的转换。表见证明就是在特定事项上根据较高盖然性经验规则进行的事实推定,不可能作为解决证明难题的灵丹妙药。我国无需引进这一概念,但比较法上的这一论题启示我们应直面事实推定背后的经验规则的盖然性等级而加以分类研究。     

医疗差错认定与Res Ipsa Loquitur

ＲｅｓＩｐｓａＬｏｑｕｉｔｕｒ是拉丁文的法律专业术语 ,在英美法系多用于处理民事纠纷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医疗差错的认定上常被应用。我国司法与医疗卫生工作者对医疗差错的认定多有争议 ,分析了解英美法系对ＲｅｓＩｐｓａＬｏｑｕｉｔｕｒ应用的历史、案例和有关学说 ,与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 ,相信会有所帮助。一、医疗差错与中国的相关法律近年来因医疗纠纷到法院起诉的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1] ,因而法庭将面对如何质证被告是否侵害原告身体并造成伤害 ,已经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有过错 ,是否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     

Res Ipsa Loquitur: a step along the road to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Traditionally, courts have required that the plaintiff prove the negligence of medical defendants through expert testimony. Res ipsa loquitur, on the other hand, allows juries to infer negligence from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injury. The tension between those two propositions is obvious. It is incongruous to allow a lay jury to infer a proposition that generally demands expert proof.     

论我国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中证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作为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准则的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刑事证明逐步深入的特点,构建出由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确立,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证明标准的涵义,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分析国内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各种学说,反思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以期重新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科学、理性、可操作性的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     

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

正栏目说明为推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培养成果,搭建论文品评乃至学术评价之平台,《法学家》专辟"博文精萃"一栏。该栏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论文要旨",由博文作者对其博士论文进行全面系统而重点突出的介绍,一般宜包括如下要素:论文的体系架构;论文每章节的主要内容;论文的主要特点;论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论文所研究领域的课题展望。其二是"论文评议",可以是答辩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意见,或者评审专家的点评,具体宜包括如下要素:对论文的总体评价;对论文的体系及各章节的评价;对论文创新的评价;指出论文的不足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敬请关注并提出宝贵建议。     

Appeals to Reas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statistical reasoning changes conceptions of evidence and proof. Beginning with three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s in which proof is quantified, it traces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istic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roof through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is leads to the bizarre conclusion that proof is, by and large, impossible. The argument then takes a more constructive turn.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conceptualised in statistical argument is criticised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of depends on a precondition of trust in the way suspects are selected by the police. For that trust to be deserved, police suspects must be chosen in a legitimate manner.     

刑事诉讼严格证明的若干问题

严格证明理论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严格证明是指对具有证据能力的法定证据调查程序的证明。严格证明具有递进性功能，即具有真实发现、权利保障与权力规范、判决结果正当化这种递进性的功能。在适用范围问题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由被告人以自由证明方式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控诉方则以严格证明方式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只应要求以自由证明方式进行，而不应要求严格证明。判决若是建立在以违反严格证明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时，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上进行纠正和救济。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

在中国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形成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以及弹劾制侦查构造中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应当协调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关系,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防止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是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契约研究

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民事证据契约的重要类型。对举证责任分配契约的实证讨论是对此类证据契约更直观的展现。诉中举证责任分配契约、否定性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值得关注的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新类型。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正当形式,并未违背自由心证原则,可以解决举证责任分配法规存在的漏洞,弥补规范说及法官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的不足。该制度的运行需要结合实践根据不同类型构建不同的适用规则。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

对于贿赂行为的证明标准,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倾向是从回避到明确借鉴传统商事仲裁中的＂更高证明标准＂。然而,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较大的区别。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传统理由及潜在动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并不存在。因此,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采用＂更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不足。建议中国在BIT中将贿赂作为不可仲裁的投资争端事项之一加以规定,或者明确规定应采纳的证明标准。如中国作为被申请方参加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应该主动与仲裁庭讨论关于贿赂的证明标准问题,以争取有利条件。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

GATT时期,专家组曾明确指出,＂援引例外的缔约方应对其满足例外所有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另外从一些专家组报告中还可以推断出＂申诉方对被诉方违反GATT的事实负证明责任＂。WTO成立后,＂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以及＂被诉方对例外或者肯定性抗辩负证明责任＂成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但是＂申诉方承担被诉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明责任＂有可能被滥用,例外条款的辨别也存在难度。＂主张事实的一方应提供证明＂以及＂当事方应合作提供证据＂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一般规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