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

一、法律和政治或许法律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关联。法律体系是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奇怪的是政治学的研究者们竟始终对它的实施不感兴趣。法律、法律适用、法律构成、立法机关、法院、司法判决、法律推理、法治,如此等等,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立法机关和法院是政治机构,法治是政治理念,司法判决和法律推理是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展示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技能。的确,它们都不是政治学的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政治学研究者的兴趣点,在于像政党这样的非法律的组织,像自由与繁荣这…     

法理天空 用精取宏——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运用整体论的方法,描述了西方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各种法哲学流派的思想、理论和主义,论证了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探讨了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论,从而完整地构建了综合法理学体系。     

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

通过语义辨析来尝试澄清部门法哲学概念的混乱状况,可以建议使用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这对界定比较清晰的范畴来讨论问题。法律科学是指探究法律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普遍解释的思想活动,作为法律科学的下位概念,可以区分一般法律科学和特殊(领域的)法律科学;法律哲学是指以法律思想本身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它们都探究法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部门法哲学就是指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造成部门法哲学概念混乱基于两个虚假前提,即混淆知识成果和思想活动以及学科分立天然正当。     

第四讲 康德的《法律哲学》

<正> 康德于1797年发表了《道德形而上学》。此书分上下册,上册为"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下册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1887年 W·黑斯蒂(Hastis)把上册译成英文,题名为《康德的法律哲学》。康德的法律哲学,十九世纪在欧洲有很大影响。"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被译成多种文字,就英文版而言,也有好几种译本。1965年纽约还出版了 J·拉迪(Ladd)的新译本。在德文中法(Recht)一词尚有权利和正当的含义,康德与黑格尔使用"法"时,主要     

旅游法的若干法理问题思考——兼论法的自然秩序与社会建构

从法理学视野看,旅游法的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标准;旅游法的本体论证明是其现实存在的前提;成熟有效的旅游法的生成和发展应当是在充分发现和尊重旅游行为的自然特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秩序规制和规范;旅游法应以旅游现象和活动的自然秩序、经济理性、法律规范秩序的综合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对旅游法规范体系效力的评估应当是对其自然效力、经济效力和规范效力的综合效力体系的判断。     

倾听良知 对话智者

2009年9月15日至19日,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第24届年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年会被称为法哲学和法理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法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优秀学者,大家以文会友、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法律、社会与政治问题。年会每次都邀请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知名学者在全席大会(Plenary Session)上发言。这些发言指示了当前法哲学研究的重点,对人们深入思考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外法学》编辑部特别选择了本届年会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大会发言,作为专题,刊登于本期,以便于更多的国内学者了解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发展状况。     

视域融合的法哲学的现实分析

在现代法哲学的范式里,作为法律解释者的主体和作为法律文本的客体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法律的权威得到了保证。而有的法哲学家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防止一种价值压制另一种价值,所以视域融合的法哲学应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这种法哲学却可能使法律的王国支离破碎并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法律。     

司法判决与社会认知的冲突与弥合 ——对理解"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两种范式冲突的反思

"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二审判决社会争议的核心争点在于如何确定枪支认定的法律标准,基于法教义学立场的肯定和基于法哲学立场的批判截然对立.在法律解释与司法裁判过程中,引入法哲学的视角和解释方法,不但有助于法官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对法律体系的反思批判反过来会引领法律制度的自我修正与进化,此乃法官表达对法律忠诚的真正智慧方式.法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并非外在于法教义学,而是可以嵌入后者之中并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试论中国亲属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兼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近年来,我国亲属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是,亲属关系的立法和亲属法基本原理的研究依然令人忧虑,有许多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未能得以明晰。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部门法哲学重要分支的亲属法哲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该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等待开垦的荒地。由于基本原理中很多重大问题难以达成学术共识,导致目前亲属法的实践,尤其是司法解释和司法适用的法律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亲属法哲学的本体论层面,就亲属法的法律定位及调整对象等问题的学术论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就徐国栋教授的某些学术见解提出了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