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用核能法律制度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于1955年正式公布《原子能基本法》后,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用核能法律体系,却以福岛核事故为转折点暴露了诸多问题。此后日本根据多重防护理论进行构建,以新建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为核心,依托民用核能损害赔偿为主的民事诉讼与"定期检查许可证交付"为主的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辅之以《电气事业会计准则》为基础的民用核能特别会计准则制度,建立起了一套以理论建构、制度架构、司法实践为主,财务会计制度等为辅的日本特色民用核能法律制度体系。鉴于我国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民用核能合作高速发展以及《核安全法》问世,民用核能法律制度亟需受到高度重视。日本民用核能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理论、新框架及创新内容,为中国民用核能发展提供了在决策机制、透明度设计等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启示。     

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核武器扩散、核能利用安全、核恐怖主义问题是当前国际核安全领域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亦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命题.解决该问题需要各国超越政治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真诚的谅解和持久的合作,建立国际核安全法律机制.现有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是以限制核能军用、促进核能民用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组织核心辅以多边及双边实践的初具规模的体系,然而该体系仍有诸多不足.完善国际核安全合作法律机制需要:改善核安全机制的法律基础;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效能;建立稳定、合作与互信的国际安全大环境;在集体安全的框架里,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     

“两型社会”与湖北核能开发利用的法律问题

核能开发利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现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核能开发利用有利于推动湖北省"两型社会"的构建。目前中国核能开发利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核能开发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制度涉及核设施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核技术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以及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内容。核能开发利用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一项规定较为严格的制度。今后湖北省相关部门还应根据有关实践,为中国核能开发利用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言献策。     

对我国民用核能公众参与现状的反思和建议——以江西彭泽核电争议为切入点

核能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相关政策,中国正大力推进核电建设。但民众的"核恐惧"一直挥之不去,成为核能发展的致命阻力,如首批内陆核电项目之一彭泽核电站,就因邻县居民的强烈反对而停建至今,很大程度上缘于失范的公众参与。以彭泽核电争议为切入点,可管窥我国民用核能公众参与的现状:缺乏专门立法规制、涉核信息不对称和民意征求浅尝辄止。问题的症结在于利益驱使下过分强调行政控制,消极应付公众参与。为完善现状,民用核能管理方应顺应行政控制"松绑"的趋势,逐步促进核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具体可从指导层面、运行层面和保障层面入手,通过指导文件带动整体立法,确立全过程核信息公开制度、征求意见制度和强制听证制度,并运用核知识宣传教育制度和追责救济制度保障参与的科学进行。     

我国核安全法治保障制度的图景、困境与前景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探讨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核能优势明显。世界低碳能源发展势头与各国增进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大力开发核能的趋势。为有效因应“双碳”目标的实现、强化本国能源安全并提升我国在核能领域的话语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审视我国核安全保障领域的法律规范供给图景及面临的困境,提出应秉承统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协调本国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借助智能化技术手段构筑穿透式的核安全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着力从透明度与回应性、权威性与公信力的维度提升本国核安全法治保障水准。此外,多渠道多层次地推进国际合作来示范与引领核能安全有序发展,在核能领域进一步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核能造福人类的潜力。     

论航运中心建设中船舶交通管理机关的航运指令权

国务院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国际地位。其中航运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高效而安全的船舶交通管理制度作为基本保障。本文立足于我国尤其是上海港的船舶交通管理法律制度,通过分析VTS法律制度、VTS指令权扩大与否等方面,对完善我国VTS系统运用的提供建议,以期实现航运中心管理效益最大化、船舶航行安全化的目标,为航运中心建设提供法律制度的保障。     

自然灾害下核安全危机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中东京电力公司为视角的考察

核能安全这一重要问题在自然灾害下显得尤为突出,近日日本福岛核安全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已经凝聚了世界民众的目光.从法律层面对此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将推动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尚未出台的<核能安全法>的制定.以"严责管控"的规则机制与"安全为先"立法理念为准则将成为我国未来核能相关法律规制的重要原则.借重美国、法国、日本等立法理念与实践经验,必将提升我国关于核能安全相关法律的制定进度与质量.     

自然灾害下核安全危机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核能安全这一重要问题在自然灾害下显得尤为突出，近日日本福岛核安全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已经凝聚了世界民众的目光。从法律层面对此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将推动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尚未出台的《核能安全法》的制定。以“严责管控”的规则机制与“安全为先”立法理念为准则将成为我国未来核能相关法律规制的重要原则。借重美国、法国、日本等立法理念与实践经验，必将提升我国关于核能安全相关法律的制定进度与质量。     

民用核能风险及其国际法规制的学理分析-以整体风险学派理论为进路

核能及其利用存在风险，需要进行风险管理。量化风险学派认为，风险就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风险管理应坚持“技术专家统治主义”的模式。在整体风险学派看来，风险是一个整体，只要存在风险，不论其概率大小，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护公众利益”是核心范畴，民用核能风险及其管理应始终着眼于三个“承受度”，即技术承受度、经济承受度和公众心理承受度。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民用核能风险管理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订公约、确立标准、实施核查、接受咨询、提供援助、发布信息等多种方式，在缔约国和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风险的有效管控，其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是同质于整体风险学派的。     

论我国商号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商号法律制度的完善张秀全商号法律制度是关于商号选定、登记、使用、转让、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属于民商法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我国商号法律制度，对维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防止利用商号进行不正当竞争，稳定...     

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实施已15个春秋,面对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事司法改革大潮显然已捉襟见肘。鉴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内,这无疑为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该制度作一全方位的扫描,着重分析其亟需弥补的缺陷与不足,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     

应对WTO规则挑战 改革完善政府法制

本文从WTO规则要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政府管理的现行法律制度即政府法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进而从改革和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编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国家公务员法等方面 ,探讨了政府法制应对加入WTO的改革与完善对策。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体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存在弊端,致使当事人搜集证据困难。应完善证据收集程序,加强民诉证据收集的法律保障,笔者建议尽快制定通过《证据法》,以法律形式完善证据提供的一般法律义务制度;完善当事人违反证据提供义务的法律制裁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古代申诉制度之演进及现代影响

申诉制度是中华法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制度。中国传统的申诉制度源于西周,终结于清代的京控,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具有三种基本表现形式。这些制度对中国现代的申诉、上访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性视角

民事诉讼受理是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初始必经阶段,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意义重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出现,民众的诉求越来越多,而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专门机构,应当担负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历史任务,最大程度地吸纳化解矛盾纠纷.然而,现行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所规定的起诉条件,既包括实体内容又包括程序要求,确定性有余而灵活性、包容性不足,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地起到过滤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其对于新型权利诉求进入诉讼渠道的阻隔作用日益显现,甚至为个别地方限制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提供了借口.在改造方案的设计方面,应当理性审视现有司法资源和司法环境,更宜采渐进式而非跃进式的方案,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堪重负,制约正常功能的发挥.     

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保护制度探究

近年来,对于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而我国现行的相关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求.本文从完善欠缺行为能力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入手,介绍了国外欠缺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制度的现状并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我国现有的关于欠缺行力能力成年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制度的关注与自主性的建立——探寻一种达致可欲法制现代化的研究方式

当下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与具体法律制度建构之间存在着断裂与分离,不仅法学理论研究脱离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建构,而且具体法律制度的建构也并不依赖于中国的法学理论,这种断裂和分离状况不仅源于当下中国既存的法学理论研究忽略了法学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且更是由于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始终未能摆脱其他场域的控制作用。因此,应当在关注具体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努力建立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只有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就何种法制现代化更为可欲这一问题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从而可能进一步在诸多研究者的共同智性努力下最终达成一种关于可欲法制现代化图景的"重叠共识"。     

Labor Regulation,Corporate Governance,and Legal Origin: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We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claim that "legal origin"—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a given 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the common law or civil law—accounts for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cross-national diversity in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show that the claim is undermined by problems in index construction and by a misreading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mmon law/civil law divide for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courts and legislatures in law making. We argue that a critical factor, instead, was the tim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legal institu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We also show how distinctive "legal cultures" of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have played a part in setting national systems on separate pathway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对新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反思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若干相互关联的风格或特征,呈现出供给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等三个基本特征。供给主义是指由国家通过立法满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需求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它以“供给创造需求”和“立法为惟一法律”为前设。威权主义是指依靠强大而有权威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精英主义是指由政治法律精英在政府之内代表政府或在政府之外协助政府领导和推进法制现代化事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这些特征既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在目前阶段上取得相当大成功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展现出来的种种困难和将来所面临的诸多风险的症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