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尊重公民合法权利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从整体上讲，宪法具有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两个基本功能。公共权力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公民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宪法确定的广泛权利和各种利益。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轴心，这两者是以法为核心的两个方面。公民     

重新认识取保候审的法律性质的

取保候审被纯粹作为国家权力而非公民权利对待,这是取保候审法律性质的错位。这一错位成为司法实践中高羁押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取保候审应是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时享有的一项权利,而非国家公安司法机关享有的特权。改革取保候审不必以保释制度取代取保候审,重要的是还权于民,明确取保候审的公民权利性质,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     

公民权利及权利救济之我见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他任何法的规定都不得和宪法相违背。并且马克思说过"宪法是人权的保证书",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可见研究公民权利保障的问题是宪法学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指出我国宪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民权利及其权利救济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公民权利的享有和权利救济的实现却面临着许多的困境。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生命权条款看我国的生命权保护

生命权作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人类享有的最根本的权利,是自然人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一次性削减13个死刑罪名,显示出我国对生命权的尊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生命权条款的规定对我国建立生命权保护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生命权条款看我国的生命权保护

生命权作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人类享有的最根本的权利，是自然人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一次性削减13个死刑罪名，显示出我国对生命权的尊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生命权条款的规定对我国建立生命权保护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罪犯的独立人格与权利保护

罪犯是犯了罪的公民,服刑中的犯人享有除被依法剥夺以外的广泛的公民权利。同时犯人权利及其行使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诸多限制。划定罪犯权利的范围及其行使的限度是切实保障犯人权利,遵行宪法保护人权原则的要求。就最低限度而言,对罪犯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是保障犯人权利和人权的集中体现;从更高目标来讲,对法律没有明确剥夺的“当有权利”或“当有自由权”的私法公法的保护,并切实保障其实际享有,有助于犯人人格的完善。     

关于审前羁押的理论探讨

一、国际条约及准则中规定的审前被羁押人所应享有的权利 涉及审前羁押的国际条约及准则有: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和1966年分别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原则上规定了保障人们免受酷刑、任意逮捕和享有公正审判以及在被提起诉讼时被推定为无罪权利的国际准则。此外,     

《基本卫生保健法》的立法探讨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性战略目标,基本卫生保健的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为此,《基本卫生保健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相一致及立足法律,兼顾政策等原则,将上述原则落实到其权利主体、相关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内容、经费保障及法律责任等各个环节。     

滥用职权罪与公民权利保障

滥用职权罪与公民权利保障廖增昀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刑法通过犯罪预防，对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来自其他人的非法侵犯；二是保护公民权利不...     

近代中国制宪中的“民权”与“人权”之争——以章渊若与罗隆基的一场论战为例

近代中国1930年代的民权与人权之争,发生在著名的宪政学家章渊若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之间。这场战争以"人权"二字是否应当写入《约法》里为起因,在论争中论者就"人权"与"民权"的异同,"人权"与"天赋人权"的异同以及人权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反映了社会连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我们只有从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拥有的思想渊源中去理解这场论争,才能真正领悟语词背后蕴含的深刻意旨或理想。     

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

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受到两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影响,一是国际法关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二是国内法关于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在自由权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但在社会权层面,只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权和免费就学权具有可诉性。受教育权作为法律权利,其可诉性程度大大提高。平等主体之间的受教育权纠纷可由双方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但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则同样受到被侵害的受教育权性质的影响。     

基因权的私法规范：背景、原则与体系

基因权是自然人基于自己的特定基因而享有的人格权,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基因正义”。在风险社会、多维利益、医疗决策等社会交往关系背景下,基因权利话语得以铺展,并凝炼出风险预防、权利相对、多元正义、宽容规制等特别的规范原则。我国恰当的规范选择是法律与伦理的互动模式,建构的重点和主线是以人格权保护为中心的基因权私法规范。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立法背景,制定一部《基因权法》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但《基因权法》的形式意义无疑具有政治的和法的正当性。     

期待权概念之理论源流与界定

期待权相对于传统民事权利类型,从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取得物权途中的新型权利。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权利的取得在时间或效力上具有了不同的程度,就可能产生期待权。为了保障期待利益不受减损并顺利转化成完整权利,法律赋予期待权保障和防御的效力,可对抗相对人、任意第三人的妨害行为。期待权因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而具有预先效力,获得权利取得的确定性和独立的可让与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并不是单纯按民法理念设计的制度,因此,仅以民法理念来诠释这一制度是不可能对它形成正确认识的。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我国农村承包土地上存在的是由一系列权利构成的权利束:土地的社会功能(保障属性)派生出成员权,而成员权又派生出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行使的结果产生承包土地使用权,再由承包土地使用权派生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赋予承包土地使用权以物权属性,但应以解决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为前提。     

民事权利限制的时间界限

权利限制是对权利范围和权利行使所作的限制性规定。私法视野下,权利限制是确保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需要。民事权利的时间界限是权利限度的形式之一,民事权利限制的时间界限,表现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民事权利的时间界限的合理性和二元性有利于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我国公务员权利及其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既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更标志着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步入法制化保障的新时代。我国公务员依法享有较为明确、广泛、真实的权利。公务员权利及公务员权利保障有其科学的内涵。我国公务员权利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然而我国公务员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和创新,尤其是我国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申诉控告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     

论债权物权化趋势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两种趋势,债权与物权的这种相互融合和渗透,对民法理论之发展,对社会实践之作用,深具意义。文章仅就债权物权化几种趋势进行分析,旨在重新审视传统的物权和债权制度,有利于现代物权观念的建立和现代物权制度的构建以及国企改革之实践。     

论婚姻权利的法律限度

婚姻权利是现代法的内容之一。婚姻权利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以结婚权、配偶权和离婚权为内容的,发生人身效力和财产效力的民事权利,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内容。婚姻权利的行使对于权利个体及社会都须有必要的限度。具体表现为其一,为保护权利相对人的限度;其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限度。只有对婚姻权利的限度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才可能实现法律设立的价值与目的,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效。     

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互动原因研究——以人格权为分析进路

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宪法与民法之间关系的缩影,对其互动原因的分析研究,旨在探求影响和决定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之互动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厘清影响我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的相关理论观点。现代以来,随着国家职能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传统的公私法二分式结构渐趋模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分明,社会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为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与民法、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广泛的作用空间。基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需求,现代国家更多地介入到了私权领域和经济社会生活中而冲破了原有的理论和制度对国家公权所埋设下的层层藩篱,由此导致了公私法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上的互动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