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

针对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失范现象，学界提出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种矫治方案，但由于陷入过多的理论化、哲学化争论，缺少对其可实施的条件和制度改造的分析，难免流产。倘若换一条思路，基于“问题-解决”方案，从“市场-政府-社会”和“问题-原因-对策”框架切入，在尊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前提下，将法律作为政策的工具来执行，通过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分配法体系，规范当前不同领域的分配失调行为，将有可能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     

论经济法是二次分配的法

无论是从二次分配的法的内容来说，还是从经济法中有关二次分配的部分的定义和范围来看：经济法都不能算为完全的二次分配的法，只能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二次分配”的内容，而“二次分配”的法是经济法的一部分。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

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让天价真正体现“按劳取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对国企高管薪酬提出公开质疑，由此．引发了各界人士对国企高管天价薪酬问题的大讨论。记得中学时候，我们在教科书中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以后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许多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我们看到．私有企业实行的分配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同样的分配标准．为什么私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没有人质疑．而国企的高管薪酬问题却总屡遭争议？     

缩小贫富差距的难点在于权力的资本化

“提低、扩中、控高”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提低”是基础，“扩中”是关键。“控高”是难点。     

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个税立法的完善

持续推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条重要主线，个税立法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维度考察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税法变革的内在关联，分析个税立法重要结构的演进历程和目标定位，有助于揭示其中蕴含的主体、客体、税率、税基等各类制度的“二元结构”及其完善路径。要解决个税立法的两类核心问题，即纵向税负适度和横向税负公平问题，需要协调个税立法的内外结构并实现税法体系的“系统优化”：对前一类问题应通过调整主体、客体、税率、税基等多种结构予以系统解决，对后一类问题则应系统调整纳税主体制度、系统安排扣除制度并实现客体与税率的系统联动。上述的“历史—系统”分析框架，尤其有助于深化税法理论研究，推动个税立法乃至整个税法体系的改进，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入户抢劫”量刑合理化的路径

针对“入户抢劫”的法定刑过重以及量刑畸重的现象,大多数刑法学者选择的路径是通过对构成要件进行限制解释来限缩“入户抢劫”的成立范围,从而达到量刑合理化的目的.但是,过度的限制解释所产生的弊端是相当明显的.建议:一是提倡法官注重法定刑的分配,对单纯的“入户抢劫”行为只能分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能分配“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而使“入户抢劫”的法定最高刑受到限制;二是提倡以积极的态度合理适用我国《刑法》中有关减轻处罚的制度,从而解决“入户抢劫”的法定最低刑过高的问题.     

缩小收入差距不单靠再分配

《中国改革》2011年7月27日刊登吴敬琏的文章：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年中把分配改革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而没有能够从初次分配着手，堵塞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源头。     

完善税收调控体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税收作为收入分配调控功能的主要杠杆之一,必然会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完善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社会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运用税收调控理论加强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将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     

保障房分配：逐利中乱象

今年初，北京某大报披露，在其与搜狐网联合进行的调查中，对于“你对现在保障性住房分配现状怎么看”的问题，有超过半数的认为“不公平，分配过程中问题很多”。同时，该报还出题调查对“你认为目前保障性住房分配中最为不公的地方体现哪里”的问题，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个别手握权力的人或部门优先或违规获得了保障性住房”，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劳动分配新方案，该动谁的蛋糕？

在社会财富一定的前提下，某一个群体的分配份额增加，势必要减少另外群体的份额。“动别人的蛋糕”不容易，这也是分配方案“难产”的根本原因。     

“无约束”的分配正义——诺齐克分配理论研究

诺齐克的无约束分配正义理论,其核心是“非模式化”的分配,其表现方式是历史原则的分配,其理论旨趣是生产与所得相分离、权利与应得相结合,其深层背景是“非结构化”正义观。这种无约束的分配理论与功利主义和罗尔斯等人的模式化分配原则,及其蕴含的“结构化”正义所导致的强行正义形成显明的对比。     

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     

个人所得税法分配功能的二元结构

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个人所得税法》应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作为。以税法分配的二元结构即强制性分配功能与诱致性分配功能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2018年我国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强制性分配功能方面改进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其在诱致性分配功能方面的改进则相对较少，尚需今后作更大程度的调整优化。为进一步强化分配功能，未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综合所得税制、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专项附加扣除、税率结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加以调整变革。《个人所得税法》的分配功能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其对中国分配格局的矫正作用值得期待。     

浅议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十八大报告指出了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主要任务。文章分析了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目前问题的途径,即通过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及综合运用税收、财政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完善公民(及家庭)收入信息系统,科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试论法律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分配的三个阶段中公权力的非规范运行，同时存在着对政策的误解及价值选择的俯向性以及在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未能理顺各种利益关系，未能适时改变并调整观念，政策。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充分发挥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     

以公正公平公开管束“超高薪”

收入分配中有两大差距值得关注：一是垄断国企职工收入高于一般企业职工，二是垄断国企高管收入大大高于同企业职工。2003-2008年垄断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是同期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49．96倍。公众对垄断国企高管“超高薪”十分不满，而造成“超高薪”的直接原因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     

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及其法律调整

财富分配不公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针对该问题,有学者仅从财富分配正义的单一价值目标展开有关探讨,而忽略或较少涉及到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社会分配的对象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因此,社会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亦应相应地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基于此论点,本文探讨了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各自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从法律调整的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财富分配正义中的"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问题以及风险分配正义中的"归责前置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摆脱利益群体束缚

红网2013年1月2日登载钱桂林的文章：改革开放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不公与差距。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但直至今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仍未落地。个中原因，恐怕是太过照顾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