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旧法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

西藏旧法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牟军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等国传入西藏，在与吐蕃原始宗教──钵教的长期斗争中占了上风，在雪域高原得以发展，并在吸收钵教中有利于统治者的某些思想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带有西藏地方特点的佛教，俗称“喇嘛教”。佛教的传入及后来喇嘛教...     

理禅融会、以禅喻诗、融理入诗——浅谈宋代的禅学、理学、诗学

宋代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思想上兼容并包而又异军突起。在以儒学为基本的同时又广泛吸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在理禅融会的背景之下,宋代学界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深受其影响,禅学、理学、诗学之间的互动互渗,涵容利用,形成了宋代理禅融会、以禅喻诗、融理入诗的文化特色。     

《论语》中的“先富后教”思想及其法文化价值

作为儒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无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论语》中直接谈论法律问题的文字并不多,但它给我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特点却打上了多方面的烙印。本文仅对《论语》中的“先富后教”思想及其法文化价值作一分析。     

御史台狱后苏轼多作迦语探

苏轼遭受“乌台诗案”和扬州题诗案两次打击之后，性格上内敛，行为上审慎，不再率性为文。所谓“迦语”，不过是一种掩饰，以佛教文体和禅佛语行文，一则使对手不易挑出破绽，二则借此修身养性，以佛教之遁世形象隐身、稳心。所以，御史台狱对苏轼后半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孔子的“德教”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孔子“仁”的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他的“德教”思想。一、以德服人。孔子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力”就是暴力、刑罚。孔子曾经把“力”和“德”加以对比,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这里,孔子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政”与     

“人本”法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新发展——以马克思《巴黎手稿》为基准

“人本”或“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早年法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的一种法哲学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称《巴黎手稿》）一书中，马克思集中对异化与私有制度进行了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类自由”与“人本”的思想。     

《海洋自由论》与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一般认为,格老秀斯(1583-1645)被誉为近现代“国际法之父”是基于其在1625年发表的、蕴涵着开启“新时代”国际法思想和原理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实际上任何一个理论均有其发展的轨迹,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也不例外,也有一个缘起、形成和逐渐成熟的过程。结合他个人人生经历     

荣格与《易经》：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心理学尝试

以荣格与《易经》的互动为管,能透析荣格在其心理学体系中汲取和融合东方文化的努力。《易经》的“感而遂通天下”是荣格提出“共时性”思想的关键所在。《易经》的“阴”、“阳”对立统一反映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是其寻求文化沟通可能的共同心理基础。荣格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视角对《易经》进行了独特的诠释和解读,他与《易经》的对话是从心理学角度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有益尝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使用异化概念的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一些同志为了说明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便大讲《资本论》中的异化思想,说《资本论》充分发挥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思想,《资本论》是异化思想的“体现”,是运用异化思想的“典范”,等等。同时,他们又任意地把异化作广泛的解释,说社会主义也存在     

禅修研究的误区及心理机制纠偏

佛教禅修包括止禅和观禅,西方学者将之分别定义为聚焦注意(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FA)和开放监控(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OM)。然而已有禅修实证研究均存在理解与操作上的偏差,本文基于传统佛教止观禅修体系提出不同观点:(1)"止"的机制主要是注意,止禅技术具有丰富完整的分类系统,且"定"才是修"止"的终极目标。(2)"观"的心理机制不仅包含对当前体验的观察,更强调反身觉知。佛教观禅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操作方法,且有望进行实证。(3)"戒"是禅修训练的心理保护机制,用于调整身心状态,避免心理问题的发生。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慈悲喜舍——慈心禅与心身健康

慈心禅是用来开发爱和释放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训练方法,几个世纪以来被广泛用于佛教传统。近年来,随着禅修成为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慈心禅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本文总结了传统佛教以及近年来西方心理学对于慈心禅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心理学视角下对慈心禅的内涵解读及其可能的运行机制,并且梳理了西方心理学在慈心禅方面的实证研究及临床功效研究。最后,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改进建议及展望。     

法家“法治”思想再探讨——答武树臣先生

读了武树臣先生《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以下简称《武文》）①，受益匪浅。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似仍可作进一步商榷。一、关于法家的“法治”问题拙作《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杨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是建立在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法治”的概念立场比较之上，正如《武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并由此形成的西方传统的“法治”观念。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这一“法治”观念已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主要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中，这一观点实…     

论<<霸言>><<五辅>><<君臣上>><<形势解>>篇的成书年代和学派倾向: …

本文认为，《霸言》篇可能是完成于齐襄王时期，而不是“写于田齐强盛之时”；是具有儒家倾向的谋略学说，而不是“齐法家的政治、军事作品”。《五辅》篇可以从一般地定为“作于战国”，进一步确定为作于公元前３１８年至公元前２８３年之间；它不是“齐法家之作”，而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理论。《君臣上》篇不是“齐法家著作”，其主导思想是儒学。《形势解》篇并不是“无疑属于齐法家学派”，而是吸收了法家、道家思想的儒学作品。     

家可出否：儒家伦理与国家宗教管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直被尊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有众多儒家之伦理被逐渐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法典之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之外尚有释、道等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流传。以外来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为例,其与儒学曾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后者对前者“毁人伦”的批评。作为被“儒家化”的历代王朝法典,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与宗教管控有关的部分,自然也表现出与儒佛冲突相对应的一些对佛教的限制（而非禁止）。如《大清律例》中,这样的律文主要有“称道士女冠”、“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僧道拜父母”三条,从唐迄清,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三个条文有所流变、损益,但其限制佛教的立法意旨始终一脉相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这种“限而不禁”的国家宗教管控政策中发展演变。     

苏曼殊诗文中的佛教意识

苏曼殊的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纵观其作品可以看见解脱、顿悟、众生平等、性空以及佛教改革的思想。这既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的精神，又使其作品蒙上了“痴”、“狂”、“奇”的色彩。     

综合信息

中央纪委监察部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本刊讯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开展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活动。通知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灵魂,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前一段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研读江泽民同志原著和…     

“法治”中的专制——读柏拉图《法律篇》有感

本文认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论述的“法治”观,其本质仍为“哲学王”的专制,这一点是和《理想国》、《政治家》中体现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这种“权威主义”理论,其哲学上的依据是“理念论”。这种观念在近代思想界和社会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释儒”——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7世纪-12世纪的南诏大理国时期,“释儒”作为一种交融“儒”与“释”于一身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形成并发展.本文从佛教的传播、儒学思想的浸润以及白族文化自身的特点等方面来分析“释儒”现象产生与发展,并列举且简要说明了“释儒”这一现象在白族文化中的某些极具代表性的表现.     

出版自由到政治自由的演进——三约翰言论自由思想之比较

西方社会自17世纪始就开始了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的探讨。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和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另译《言论自由与民主》)等经典书目中。三约翰(如果加上约翰·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则是四约翰)及其经典著作,构成了一条“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政治自由”的完整而清晰的发展线索,形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体系核心。可以说,三约翰的思想在内容和基本理论精神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谱系关系,但又有着学理上和和实践中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