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

实践中，诈骗罪的认定存在一定的难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诈骗罪的处分行为的把握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诈骗罪的处分行为，须结合受骗者的主客观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处分行为要求受骗者主观上具有处分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转移占有的行为。     

无权处分行为内涵探析

对处分行为的正确理解是界定无权处分内涵的前提.无论是债权意思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处分行为都指向实施后能直接发生处分法律后果的行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下,完整的无权处分行为应包括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和相应的履行行为.     

财产性利益诈骗中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以债的诈骗为中心

正是财产处分所体现出的基于意思的给予这一要素，才将诈骗罪归属于交付罪。财产性利益中一部分是物权性质利益，另一部分是债权性质利益。在诈骗债权性质利益的场合，处分行为表现为将财产性利益输送给对方的行为，即放弃某种权利或者承担某种义务。只要受骗人的行为自愿造成了被害人财产的减损，就具有了处分行为。处分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输送利益行为，在涉及债权诈骗的场合，处分意识是对利益输送的认识。即使客观上存在处分事实，但主观上没有处分意识时，也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内容刻度，正存在于毫无认识与全面认识之间。只要受骗人认识到可能或事实上给予对方利益就可以认定为有处分意识。因为行为人的欺骗，受骗人放弃债权的当场实现可能性的，就遭受了法益侵害，故存在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     

论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可以说是法学上的精灵，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笔者试从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并提出在采用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下理解《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观点。     

学生党员违纪处分探究

学生党员有在校学生和学生党员双重身份，在校学生接受高校行政管理，学生党员受到党内纪律条例约束。因此，学生党员违纪会同时触犯校纪校规和党内纪律，构成行政处分与党内处分的竞合。当前高校对于违纪党员的处理方式往往择一处理，很少采用行政处分和党内处分并罚的方式。本文认为行政处分和党内处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处分方式，可以并处，并以此为出发点浅析并罚的方式，遵循的原则，以期对学生党员的违纪处分行为提供有益借鉴。     

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是没有记载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处分行为,是指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地交付财物或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诈骗罪的成立需要有处分意思,但是,作为处分行为的主观要件,被骗者应当认识到何种程度,即处分意思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便有待探讨。处分意思的内容要求财产处分者对所处分的财产性质、种类、数量、价值有完全的认识,还是只要认识到财产的外形的转移即可,抑或只要具有某种中间形态的认识内容即可？其实,只要被骗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把某种财产转移给对方占有,而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这种决定,就应当认为已经具备了处分意思的内容。     

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内涵

刑法上的处分行为不要求达到民法上的处分行为和转移占有的程度,而是只要有财物持有的转移就够了。认为处分行为要求转移财物所有权的见解,缘于将刑法上的处分行为等同于民法上的处分行为的误区,使得凡是以借用为理由的诈骗行为都成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认为处分行为要求转移财物占有的见解,不仅难以解释犯罪的着手问题,混淆犯罪成立与既遂的关系、＂处分行为＂与＂占有转移＂的功能,而且有违背责任主义之嫌。     

浅议共有物的处分

共有之形态是所有权主体复数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其性质、内容和效力与单独所有权无异，仅仅在实际行使权利时会受到共有关系的影响。我国物权法第97条规定了共有物的处分，但是如何理解物权法的规定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在解读物权法的基础上对共有物处分中涉及的两个主要的问题——即对“处分行为”的界定，和对“擅自处分共有物行为的效力”的定位——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对物权法的实施和适用有所帮助。     

无权人处分他人财物的合同效力——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是目前流行的学说。该学说与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正好相反，且非常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但并不影响负担行为——签定合同的效力。     

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刑法上的处分行为不要求达到民法上的处分和转移占有的程度,而是只要有财物持有的转移就够了。所有权转移说存在瑕疵,使得凡是谎称借用的诈骗行为都成立盗窃罪或侵占罪;占有转移说存在缺陷,不仅难以解释犯罪的着手问题,混淆犯罪成立与既遂的关系,将"处分行为"与"占有转移"的功能混为一谈,而且有违背责任主义之嫌,进而使得谎称当场借用的诈骗行为都成立盗窃罪;持有转移说具有优越性,并能克服前述学说的缺陷。处分意思必要说具有妥当性。在处分人对财物认识程度的问题上,处分人必须对财物本身的种类、数量、重量等事实具有认识,但是当处分行为人对处分财物的价格、价值等评价存在错误时,不影响处分行为的认定。     

从物权行为理论看无权处分的效力

无权处分的效力，直接影响着真正所有权人和善意的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批判地借鉴国外物权行为理论，区分负担行为的有效性和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性，对于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和静态的财产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     

无权处分问题研究

无权处分,王泽鉴先生称其为"法学上的精灵",其理论魅力在于与法律关系、合同效力、物权行为理论等制度的关联。由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制以及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产生,无权处分的内涵亦随之复杂,它的处理现在已不仅涉及到权利人与第三人、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以及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物权行为制度。本文从一则案例的判决入手,对无权处分问题做了简单的论述。     

食宿先行诡计逃走行为的定性问题

食宿先行诡计逃走行为是无钱食宿中一种比较复杂的行为类型,对其定性理论上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认为这种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并从其主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侵占罪的界限和既遂标准进行论证,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诈骗罪客观方面中的处分行为的认定问题。     

以借打手机为名骗取手机后突然携手机逃离现场如何定罪

以借打手机为名骗取手机后突然携手机逃离现场如何认定,在实践中有三种意见。本文通过分析受害人因受骗借出手机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诈骗罪构成中的处分行为以及被告人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最终失去手机控制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认为应认定构成抢夺罪。     

论所有权变更下的侵占罪

侵占罪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其客观方面的核心,即行为人的无权处分行为恰好也是民法中最为复杂的问题,被成为"法学上的精灵"。本文着重讨论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和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导致无权处分下所有权变更而构成侵占罪的特殊情况。其意义在于,通过行为人的处分行为提前推定其主观故意,而不以行为人有拒不退还或交出的意思表示为定罪的必须。     

无权处分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1条对无权处分合同作了规范，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作为“法学上的精灵”，无权处分行为充满理论魅力，理论界对此争莫衷一是，《合同法》第51条显然也不能作为该理论盖棺论定的结论。笔者试从开放的视角对该理论进行“解剖”，略抒管见。     

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行为、物权变动模式、善意取得、履行不能等制度密切联系,特别是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影响甚巨。本文重点论述无权处分与履行不能的关系,二者如何建构方能达到法律逻辑与公平的统一。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类别

当前学理上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分类存在不严密之处。以处分人对标的物是否享有所有权及其状态如何为标准,可将无权处分行为分为不享有所有权、不享有完整所有权和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等几种情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是无权处分行为,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财产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夫妻单方处分共有财产行为的法律问题

在夫妻共同生活当中，夫妻一方单方面处分共同财产行为的效力如何？他人能否依据夫妻一方的处分行为取得处分财产？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婚姻生活与财产转让交织的场合，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反映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当中，同样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司法难题。     

论中国法下的无权处分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51条是我国民法对无权处分问题作出的第一次规定。但对于什么是无权处分行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长期以来,对于合同法的这一规定,争议不断。对此,本文试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