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述评

自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12年5月31日,版权局收到意见1600余份.国家版权局根据这些意见修改草案,7月6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修改草案第二稿与第一稿相比,删除三个条款(第39条、第46条、第47条),增加三条(第12条、第35条和第62条),修改48个条文,其中27个有内容变动.     

论TRIPS协议第13条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理论透视

版权制度中法定许可的意义在于通过弱化权利排他性来降低作品利用的交易成本,借以达到权衡利益的目的。现行《著作权法》有不完善的地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从第一稿、第二稿至第三稿,相关机构和作者一直在呼吁,在修法中采取一种机制,使在法定许可的情况下对作者的获得报酬权进行保障。之前《著作法》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新规定引起了广泛争议,随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改草案中已将此条删除。本文旨从法定许可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综合运用TRIPS协议第十三条的"三步检验法",对原草案第四十六条的不合理性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反思与重构: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兼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第46条

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并非《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规定。为防止垄断发生,平衡各方利益,使公众可以欣赏到多种版本的录音制品,该项法定许可应予保留。为了保障法定许可功能的实现,理应删除"声明著作权保留"规定。"修改草案"第46条设立的"报备"制度并不能起到利益平衡的有效作用,实无保留的必要。著作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宜暂缓引进,因此,"修改草案"第48条应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者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     

2012年4月法治焦点回顾

1.《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开征民意国家版权局网站3月31日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著作权人认为,本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使《著作权法》更具实际操作性,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比如,本次修改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但是,对于法定许可范围、侵权赔偿标准和著作权集体管理,一些著作权人认为修改草案和他们的愿望仍有一定差距。     

动态

"发改委:数十奶企遭反垄断调查——发改委价格监督和反垄断局发现目前国内奶粉企业存在许多私自控制价格行为,因此需对奶企展开反垄断调查。此次调查旨在规范整个奶粉行业价格,并非如外界所言仅针对‘洋奶粉’而力保国货。"《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正式出炉7月6日,备受瞩目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正式出炉。新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最受争议的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作     

论“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及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重构

《著作权法》规定“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是为了防止音乐著作权人与唱片公司签订专有许可协议而垄断唱片市场，提高唱片价格。根据立法目的，利用此项“法定许可”的主要方式，是唱片公司自聘歌手重新录制录音制品；但在经过原录音制品中表演者和录制者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翻录录音制品。此项“法定许可”所允许的行为不仅是利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还包括发行录音制品。我国《著作权法》为此项“法定许可”规定的“但书”使“法定许可”丧失了其存在价值，应当在《著作权法》修改时删除。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述评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较现行《著作权法》有很大改动,从原法六章六十一条变更为八章八十八条.从体例上来说,将"权利的限制"、"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单列为两个章节,形成了"著作权"、"相关权"、"权利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及"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这一逻辑结构更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体系的完善是该草案最值得推崇之处.在具体条文设置上,草案也较现行《著作权法》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对很多争议已久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并采纳了目前较受肯定的观点,但同时,该草案的制定历时并不长,因此,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有些条款的争议由来已久,但草案并未修改;有些条款的设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可能对将来的实践操作带来麻烦,比如,目前最受关注的草案第46条(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第60条(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第69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等.     

保护著作权应是修改著作权法惟一目的

＂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是近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第46条内容。这项内容像是扔到原创音乐界的一枚炸弹,受到了高晓松、汪峰等人的强烈质,怀疑这是变相鼓励盗版、损害原创者利益。（4月5日《现代快报》）     

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与建议

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的专家建议稿和国家版权局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讨论了著作权法修改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废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重新梳理著作权的权利体系、突出规定相关权,以及强化对于著作权和相关权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应当面向实务,解决问题,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论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及其相关完善措施——以著作权法修正草案第46条为视角

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关于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修改争论很大。实行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唱片公司垄断市场,但也存在限制著作权人定价权和许可权的缺陷。在完善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方面,可考虑以"收回权"代替"声明权",实行付酬例外协商机制,同时加强相关措施的完善。     

争议声中的著作权法修改

3月31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形式体例上更具科学性, "著作权"、 "相关权"、"权利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是此次征求意见稿的核心章节,其体系化程度较现行著作权法已有明显的进步. 此次著作权法修改从开始之初就采用广开言路的方式,由三个专家组背对背进行草案的制定,通过对三个草案的对比分析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除却不可避免的利益角逐,该草案必然融合了专家对于著作权法内各项问题的核心观点.征求意见开始之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时之间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各利益相关者纷纷建言献策,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身诉求及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的期望.     

著作权保护期限研究三题

著作权保护期限制度在保持权利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2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第26—28条对著作权保护期限进行了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相比,     

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在构建之初就存在诸多问题,这一制度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其并未起到恰当调节权利人与使用人利益关系的作用。在我国《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审视现有法定许可的各种情形,重新构建一种建立在透明有效机制和程序保障之上的、仅针对教育和公共文化机构的法定许可。具体说,应当取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的法定许可;保留现有教科书法定许可的内容、并将远程教育的网络传播法定许可整合进来、增加非营利性公共文化机构通过网络向注册用户提供本馆舍内绝版作品复制件的法定许可,构成教育目的使用的法定许可;取消录音制品播放法定许可,将针对所有作品的播放法定许可限定于非营利性公共广播组织以教育为目的的播放。     

论录音制品二次使用中的合理报酬权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增加的合理报酬权维护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在录音制品二次使用中权利,但此次修改仅对合理报酬权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规定,并未涉及录音制品的种类、权利行使主体以及报酬分配等问题.借鉴《罗马公约》、WPPT等公约以及德国、法国等国家对合理报酬权的规定,完善上述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合理报酬权.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误读与解读兼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46条

当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公布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草案后,关于草案第46条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条款,因为音乐产业的公开批判而成为修法中最热点的问题.1一方面音乐著作权人认为法定许可的适用,是对原创音乐的致命打击;而版权局则强调,对法定许可的理解应结合草案第48条的付费机制,考虑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2可以说,关于法定许可的立法,已经成为牵动音乐产业利益的重点.然而,由于各方对法定许可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因此导致言人人珠,不利于立法进程的推进.只有排除误解,并正确认识法定许可制度的优势和弊端,才能理清在我国社会、经济和产业环境下是否适用或在何种程度上适用法定许可.     

著作权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的功能比较与立法选择

著作权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具有制度构造上的相似性,但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默示许可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的"杂糅式"规定不合理,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分离式"规定相对可取。默示许可与法定许可相比更适应网络环境的制度需求,具有更广阔的适用前景。应在公益事业和体现互联网开放性与共享性的行为中扩大默示许可的适用范围。     

《著作权法》修改三大争议

国家版权局网站3月31日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作品类型法定"模式改为"作品类型开放"模式,可能将导致作品与其他智力成果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应避免为"创新"而不当扩张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广播权被重新定义为可规制任何以非交互式手段向公众传播作品行为的专有权利,具有实质意义。"三步检验标准"的纳入是对法定权利限制的适用进行再限制,并非允许法院自行创设新的权利限制。有关制作和向视障者及其他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权利限制意义重大,其扫清了我国批准《马拉喀什条约》的障碍。对涉及课堂教学和免费表演的权利限制的修改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有关复制公共场所艺术品的权利限制的修改可能造成误解。删除"播放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法定许可",并不意味着广播电台、电视台今后播放录音制品时须经过其中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对其行为应适用"播放已发表作品的法定许可"。     

资讯

国务院出台首部行政法规规范政府经费管理7月10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该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政府各部门应当采购经济适用的货物,不得采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建豪华办公用房。著作权法草案第二稿公开征求意见7月6日,国家版权局发布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     

录音法定许可在数字时代引发的新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的唱片发行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词曲作者、唱片公司和艺人的收入方式不只停留在唱片的版税和演唱会的收入。彩铃、MP3下载均成为作者新的收入来源,因商业模式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侵权纠纷也显现出新的表现形式。我国关于录音法定许可的规定还是在《著作权法》引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之前作出的。当这个规定被延伸到互联网时代适用时,它的不足显现出来,经过分析,我们得出录音法定许可应排除通过网络首次发表录音制品这种情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