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关系的现状及改革前景

作为一种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类国际行为体,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机制。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咨询、参与联合国会议、执行和监督联合国决策等方式,在联合国体系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生的民间组织力量的合法性如何、其影响力应当如何发挥等问题,则引起国际社会的诸多争议。以何种方式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是近些年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焦点。     

论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

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各类非政府问国际组织迅猛发展，已逐步渗透到国际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开始对国际裁军、国家政治民主化、地区冲突等敏感国际问题发挥影响。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大多围绕联合国体系而进行，不断发展的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典型体现。     

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

由于在组织机制、专业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非政府组织成为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拓展其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非政府组织也需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来保证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使得非政府组织能与政府组织良性合作,及时有效地防治危机。     

试析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途径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上的一个缩影。面对政府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双重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须以政府的合理赋权为前提,以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为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为保障。在慎重选择双方合作模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以便为双方开展不同层次上的多种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

近几十年来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迅速崛起 ,使现代国际法律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种力量” ,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制度的民主化 ,但在其“三角关系”中也孕育着某些危险的因素。为此 ,应当考虑以联合国为基本组织框架建立一种适当的机制 ,以便进行规范和协调。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探析——兼论环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与东盟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影响双方交流与合作的知识产权争端,特别是环境知识产权争端和冲突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应该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协调机制和高效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双方行业协会、商会及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调作用,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发展.     

我国地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规范化问题,已经提到政府管理的议程上来。迫切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并同政府的改革与职能转变相结合,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本文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规模,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特点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政府在法律环境、管理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非政府组织的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件的制定、参与人权监督、开展人权教育等方面,由此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应该切实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作用的发挥,并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国际公约,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非政府组织在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残疾人职业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除了要继续发挥主导示范作用之外,还要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实现双赢,共同提高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联合国犯罪与司法信息网

经社理事会在1986年的11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的有关组织或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犯罪与刑事司法的信息网，它包括一个从非政府组织和科学机构中输入信息再加以集中处理的机制。秘书处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合作，于1989年建立了联合国犯罪与司法信息网。该网络运转至今。数据和其他相关资料在国际间的传输，对信息产生和接受者的所有系统都是相通的。经社理事会确定，各国政府与跨地区的、地区的机构合作，通过网络，提供并交换犯罪预防与刑事司法信息的目录，以保证该网络功能的有效运作。还有一些机构正努力建立发…     

对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实践探索——以公共社区管理为基点

近年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中的合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阐述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现实基础,并以公共社区管理为基点,对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实践中的合作做了初步的探索。     

和平利用海洋与海上军事行动

和平利用海洋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题。《公约》通过限定海洋活动形式、规定海洋争端解决方法以及倡导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海洋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但也确实对海上军事行动构成一定的限制。为实现海洋的和平利用,各国的海上军事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规定。此外,加强海上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也是解决有关国家海上“安全困境”,维护海洋和平的重要途径。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探析--兼谈中国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应对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腐败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的危害超越了现有的国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充分而全面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惩治腐败,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愈来愈广泛。作为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应该转变“各自清扫门前雪”的旧观念,树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新观念,加强在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中国社区民间组织法律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基层性、规模需求和影响相对小、数量多的属性。目前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法律治理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各地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社区民间组织在成立门槛、竞争主体、活动资源、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应针对社区民间组织本身的特点,结合实践经验,完善社区民间组织的立法,并通过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建立促进该组织发展的准入、竞争、激励和监督等四大法律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hold hearing on access to trea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a historic development, non-governmental HIV/AIDS organizati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resented a joint report on access to comprehensive care, including antiretroviral (ARV) drugs, to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16 October 2002.     

U.S. policy in the UN environmental arena: powerful laggard or constructive leader?

As the world’s one remaining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orth as a hegem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in the traditional realist perspective, this means that the U.S. is decisive for the ambition and scop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limit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is assumption when it comes to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fter a brief look at the U.S. general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of the UN, this paper will then review general trends in U.S.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text, including several key domestic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U.S. in this area. I will then look more specifically at three UN institution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t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nferences (Stockholm in 1972, Rio de Janeiro in 1992 and Johannesburg in 2002),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and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D). The main focus will be how U.S. policies and influence in these arena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UN reform, have evolved over time. Finally, the paper will attempt to analyze the American polici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in the title: is the U.S. a powerful laggard or a constructive l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