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期缴纳出资与资本制度的关系研究

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类型化归纳,主要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折中资本制三种类型。2005年我国对《公司法》进行修改时,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从修改后的内容来看,比较分期缴纳出资与各资本制度的关系,可以得出:我国《公司法》设计的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     

刍议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以“认缴制”的定性为起点

我国公司登记的“认缴制”改革在资本形成制度上并没有改变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性质.当前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形成模式都呈现出不断放松管制并加强自治的趋同化发展潮流.“认缴制”与授权资本制的法律效果不同、自治效果也有差距,无法替代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公司的便捷化设立和资本的高效率筹集,更深远的价值还在于其对私法自治的实质性落实,以及对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有效平衡,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需求.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立足于授权资本的分次发行,以及多元化资本概念的构建,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     

从信用基础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信用基础的集中体现。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趋势是放松资本管制,便利公司筹资。尽管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顺应了这一国际趋势,但法定资本制仍然阻碍了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基于股份有限公司资合性和有限责任与人和性的公司信用基础差异,变革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路径是:前者实施折衷资本制,后者实施法定资本制。     

公司资本的核心概念疏证

资本三原则在两大法系公司立法上存在形式化的差异,实则只是规制程度上的不同.法定资本制的含义不仅仅指向资本的形成阶段,而应该适用于资本形成、维持与不变的所有环节.将法定资本制仅仅定位于资本形成环节不仅会造成概念体系的混乱,而且会产生一些制度设计的误导与弊端.资本三原则也并不具有决定资本制度的作用,在资本三原则与资本制度的联系中,历史的因素远远大于逻辑的推演,资本制度的设计及形成更多由核心利益衡量所决定.我国现行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废除最低资本制之举,并未改变法定资本制的制度体系,最低资本制度在法定资本制下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选项.对公司资本诸核心概念的追根溯源,将有助于理解现行公司资本法律制度的真相及其改革趋向.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选择法定资本制是有着我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愈发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公司发展的阻碍,因此需要对我国公司法定资本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是一国公司法规制的主要内容,而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核心的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积极促进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     

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的价值分析

公司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表明,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通过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具体资本制进行深入的价值分析可得知,正当有效且富有生命力的公司资本制度安排必然是公平、安全、自由与效率和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理念,更新观念,并最终以此推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全面变革、发展与推行应当立足本土国情以"兼顾协调"的立场和态度稳步推进。     

略论公司资本制度

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授权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资本总额虽然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发行,只需认缴其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折衷资本制,又称为认可资本制或许可资本制,是指公司资本总额在公司设立时仍由章程明确规定,但股东只需认足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额,公司即可成立。     

简论现行资本制度之下的出资制度

围绕着公司设立时出资期限和出资人认缴出资的不同,两大法系之间形成了不同的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在不同的资本制度之下,所形成的出资要求有所不同。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论公司资本制度及其改革与完善

按公司法规定，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备法律要件，它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目前各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     

折衷授权资本制与我国公司立法

我国公司法实行的严格法定资本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应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折衷授权资本制,引入由发行资本和授权资本两部分组成的设定资本概念。     

当前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法定资本制的依赖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信用短缺。在此情境下,若法定资本制缺位,则由于其具有使投资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交易欺诈工具的诱因,故极可能导致有限公司整体信用趋劣。倘如此,则其潜在交易者的交易热情会因其对前者所产生的预期利益减少而下挫,这无疑将制约前者的发展;而若法定资本制严格施行,则能使上述情形得到相当改观。这凸显出当前我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对法定资本制的依赖。因此,宜对其加以完善而不是以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取而代之。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

从商业实践的视角观察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逻辑与演进,有助于理解全球性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不同路径以及我国2013年改革的争议。法律对公司资本的约束起源于描述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过程,揭示资合公司的起点与治理架构的基点。公司实体的持续存在催生了"资本维持"的初始观念,"有限责任"的外部性则最终塑造出法定资本制的核心规则。但法定资本制简单而朴素的逻辑难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商业实践,由此见证了会计、估值、债务契约、证券监管等辅佐、分担或替代了法定资本制的部分功能。法定资本制改革具有内在动力。改革抛弃了传统而僵化的"法定资本"概念,将资本制度的重心从债权人利益保护转移到股东权益的合理配置。我国公司法在规则层面实现了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但与之对应的商业理性与行为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和商业实践来弥补认缴登记制立法的疏漏。     

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

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重大变革并未否定资本制度的基本原理和与之相关的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取消最低资本额,改变的只是股东出资义务的范围或数额,而非股东出资义务本身。公司资本从有限制的认缴制到无限制的认缴制,改变的只是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期限,股东以其认缴而非实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责,资本的"认而不缴"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或责任。认缴资本的采用也不能终结或取代实缴资本的独特作用。资本真实的法律要求不因取消法定最低资本额和实行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而改变,取消验资的特定法律程序,决非否定资本真实性的法律要求,而只是改变资本真实的实现方式。     

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评判

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目标主要有两个,即安全和效率。世界各国公司法对它的不同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目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制度,注重资本的担保功能,追求交易安全,但从公司资本运行的结果来看,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护交易安全,反而影响了交易效率。我国公司法应顺应世界各国公司法发展的趋势,拓宽股东出资方式。     

由偏激到中肯:公司法定资本制价值之重估

通说对公司法定资本制的定义停留在了资本形成阶段,事实上,法定资本制贯穿于整个公司设立和运行全程.法定资本制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昂贵且无实益,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以合同法或其他手段作为法定资本制的替代性措施,根本无法独立承担债权人保护的重任.     

人力资本及其视域下的农民工分析

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对人的各种投资,使自然人具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价值,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这种价值实现价值增值。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首先是一种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是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力资本是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技术与制度的统一。结合人力资本的含义和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看,农民工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确认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农业资金形成

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农业资金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各级政府应明确农业政策体系目标，把握在改革和发展转轨过程中影响农业资金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农业资金的形成方式，通过制度的方式来规范和保证政府农业资金的来源。应根据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责任、职能和作用，决定其农业资金投入的方向、内容和形式，从而保证农业资金形成机制的稳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