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工作中宽严相济之现状及改进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工作中必须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始终.本文就侦查监督工作中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状及改进措施展开讨论.     

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

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要求下,犯罪人成为传统刑事政策关注的重点,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救济被忽略。随着现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犯罪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权利范围的扩展等也应相应的纳入到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就是其核心内容。以现代刑事政策为出发点,应着力提倡三种主要的犯罪被害人救济方式:犯罪人赔偿、国家补偿以及恢复性司法模式下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说明对犯罪被害人实行有效的经济救济是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刑事政策。     

人权保护与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使命,因此与人权的关系可谓最为紧密。而作为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方针、策略和措施的刑事政策,则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的执行等均具有导向功能,刑事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无不体现着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确保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时不至于使犯罪人和其他无辜者的人权受到侵犯,以充分发挥刑法“人权保护的大宪章”的作用,理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宪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今天,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保护人权为最高价值追求,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才得以全面实现。     

全面落实刑事政策足进和谐社会建设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也是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现阶段实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对检察机关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     

法治视野下对“严打”政策理论基础的反思

根据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我国有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以指导具体司法的实践,特别是刑事诉讼方面的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随着人权入宪和法治社会理念的提出,以严打政策为核心的刑事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面对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在对待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现行刑事政策在法治改革中的诸多价值判断,本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反思理论基础,发展指导理论,改革刑事政策以适应法治现代化建设。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罗克信(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威尔策尔(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论职务犯罪的自首

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议,但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检察机关又应重视自首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层面上严格认定自首。本文就职务犯罪自首的多种情况加以梳理、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推进社区矫正的思考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要在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行同时意味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成为了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制定刑事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安全。刑事政策是针对现今社会的治安状况,基于民主与法治,通过对近些年犯罪现象以及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所采取制定的。所以,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社区矫正可以从小部分入手,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避免由各种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严重犯罪和治安问题。将"严打"与"宽大"相结合,也正是实现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文章阐述的则是关于社区矫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视角

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丰富的价值蕴涵,许多国家基于这于原则,科学地设计了自己的刑事再审制度。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由于缺乏这一原则的指导,导致在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在重构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时,必须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基点,秉承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的司法理念,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     

内地与澳门刑事政策比较研究

所谓的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对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所处以的刑罚和刑事态度,包含刑罚与形式态度两个方面的内容。刑事政策从最初的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功效上,随着保障人权基本理念的发展,引申出了刑事政策应与人权保障相结合的内涵。     

毒品犯罪死刑问题研究

出于现实中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我国现行刑法的毒品犯罪仍然保留了死刑。但是,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我们应当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从立法论角度看,出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受到毒品合法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力争废除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保留的死刑。     

论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惩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必要之举 ,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主要特征是 :突发性、暴力性、有组织性和内外勾结型。为了有效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促进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在总结以往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 ,确立科学的惩治与预防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对策应包括 :坚持依法、公正和效率原则 ,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明确打击重点 ,针对不同性质的犯罪采取不同的措施 ;打击与反腐败相结合 ;化解民事矛盾 ,消除诱发因素 ;打击与预防相结合 ,完善综合治理体系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

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忽视或遗忘了刑法的特征与内在价值,高估了刑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刑法一直保持着在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刑罚结构和刑罚适用面临着重刑主义的突出问题。我国的犯罪控制存在着惩罚主义的结构特征,然而惩罚主义的意愿和努力,并没能有效遏制犯罪规模和犯罪的总体严重程度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刑事政策和刑罚体系的主导思想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前,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宽严相济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检察环节为视角

检察机关要正确领会和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宽"与"严"相济为导向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执法手段上,要区分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动机和不同情节,采用多元的"宽"的执法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要及时给以打击,该捕要捕、该诉要诉,当严则严;还可以考虑借鉴"恢复性司法"司法措施,以兼顾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受害人损失的恢复与补偿。"宽"与"严"都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为其终极目的。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的认定与侦查

买卖人体器官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为加大刑事打击力度，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与其他组织型团伙犯罪不同，此类犯罪有其独有特点，给公安机关认定和侦查带来一定难度，必须选好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将侦查和取证结合起来，提高快侦快破和严打效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功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强制措施功能异化或者泛化的现象应当予以规范。未来我国强制措施的制度完善,应当以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功能回归为主线,秉持宪政视野、实践视野和国际视野,从整体上将强制措施区分为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强化羁押的审查与救济,丰富羁押替代措施的种类并对其加以权利化改造,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等。     

中美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的法律规定十分之完备,其刑事搜查制度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有着其鲜明的特色。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异同,借鉴美国刑事搜查制度的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对于控制犯罪,保障人权,更好的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The Merowe Dam Project – When Does the Coin Flip from Legal Business Activity to Criminal Behavior?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Guarantor’s Liablity in the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The individual liability of corporate officers for crimes that are often framed as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buses is much debated. While it seems that some standards of liability are develop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standards of criminal liability in cases where the alleged crimes do not amount to international crimes remain to some extent unclear.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a concrete case that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Frankfurt/Main prosecutor’s office. Additionally, it will be considered whether international soft law standards on corporate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have an influence on how the existing standards of guarantor’s liability, and especially that of principals (Geschäftsherrenhaftung), are to be interpreted in these cases.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宽严相济”与“两极化”之辨析

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生成背景、基本含义、精神实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不宜混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矫正刑运动的危机及其反动,其基本含义是重重和轻轻二元分立、两极分化,其精神实质是重刑主义。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宽区别对待、宽严互济、互补,其精神实质是宽严适度、侧重宽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