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新变论

汉魏六朝诗坛的显著特征是新变,这也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意义所在.具体表现为,诗歌作品记名的普遍化、诗歌地位下移并保持平凡身份、注重形式创造、实现从歌诗到诗歌的转变.该时期诗风更迭频繁而较多个人色彩,"教化"意识相对薄弱而审美追求异常活跃,皆是以上新变诸气象的反映.以前正统诗论视六朝诗歌为代降的过程,并以梁陈两朝为诗歌史上最低谷时期,这种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认识汉魏六朝的新变特征和意义,有助于完善诗歌史的发展观念.     

通向寂静之途——论汉语诗歌音乐性的变迁

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 ,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 ,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 ;对于“文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 ,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 ,诗歌文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 ,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 ,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通向寂静之途－论汉语诗歌音乐性的变迁

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对于“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诗歌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论唐诗语言艺术的现代启示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巅峰,语言艺术是唐诗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因素。唐诗在语言艺术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即形式的成熟、词法句法的创新以及意象的塑造等。总结唐诗的语言艺术特点,反思新诗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启示,即形式问题依然是诗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汉诗必须充分发掘和尊重汉语的诗性,意象是诗歌语言艺术组织的中心。     

中古法制文明论——以“法理”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中古时期,法制文明获得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法典编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而"法理"概念的提出则为此时期法制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中枢环节。为满足解决秦汉法制困局之需要,在汉魏以降政治、学术环境熏陶之下,"法理"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中古法制文明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中古法学以"法理"为法律之本,以论理辩难的逻辑方式求贯穿法律之通理,将先秦法哲学的宏大论述与秦汉法律注释学的微观考证连成一体,促成了古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完整与成熟。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古律令制度的系统化与完备化,对中古法制文明之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之法学研究亦颇具启示。     

汉魏“考竟”辨义

"考竟"是汉魏时期司法程序中的一个法律术语。关于"考竟"的含义,刘熙《释名》卷八《释丧制》说:狱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狱也。刘熙之说可能是对"考竟"的最早解释,近现代学者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如,沈家本说:"是凡死于狱中,即谓之考竟。"《辞源》释"考竟"为"拷问死于狱中"。高潮、马建石主编的《中国古代法学词典》也认为,"考竟"是"拷问死于狱中"。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亦认为"‘考竟’之曰,便是狱囚绝命之时"。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揭示了"考竟"的含义?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从史籍的有关记载看,"考竟"的含义与上述解释并不吻合。     

论汉语诗歌的内在音乐境界

诗歌语言是一种音乐化语言，但诗歌不能等同于韵语。诗歌的音乐形式既是其外部声音特征，也是其内在规定，节奏、韵律仅是其本质的外在显现。音乐和诗歌都是时间艺术，其共同逻辑起点是人对于世界的时间化感知。时间是内省形式，因而不可言说，但可通过时间对象——意象得以揭示。只有当诗歌语言被用于呈现生命时间本身，诗歌才达到旋律的境界，声韵一变而为神韵。动态意象成就了诗歌的内在节奏，它使得体验者当下的时间音乐化了。律化时间片断的延续构成了生命过程本身，由此抵达诗歌的内在旋律。动态意象所形成的内在节奏与声音节奏统一，内在旋律也与声调之曲折相呼应。如此，诗、音乐、思共在。     

神人之间:晋唐“桃源”形塑与流变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是后世"桃源"意象生成的基础。初唐对其认识主要是幽美之境和避隐之地。王维《桃源行》首次以"桃源"命篇,其后刘禹锡、韩愈等人均有以此为题之作。这些诗歌叙事略有不同,但整体上以仙事为中心。大历年间,武陵桃花观道童白日升仙,其后诗中仙事与道童故事合流,形成桃源神仙说一脉。《武陵记》和《武陵图经》作为地志,记述桃源较客观理性,但亦有尚异特点。桃源图则是对桃源的图像表达,是诗歌文本的图像再现,故以仙事为主。从刘禹锡和韩愈等事例,可知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中的桃源虽存在差异,但又往往统一在诗人意识中。据此可深掘"桃源"在空间和场域方面的地理批评意义,亦可深入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袁昶的仕隐困境与“玄又玄”诗歌风貌

在诗歌审美分化愈益明朗的背景下,袁昶首次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惊四筵"和"适独坐"的文学观念,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去实现"适独坐"的文学审美."适独坐"在袁昶的诗中最起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乱世文人仕与隐的矛盾.袁昶一生徘徊于其中不能抉择,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营造"市隐"、"朝隐"、"吏隐"的境界,为自己安排一片休憩缓冲的家园.其二是仕隐的思想意蕴.袁昶的诗中山水与老庄并具,写景与玄理兼有,"玄又玄"是又一突出的特点.但是他的"玄又玄"不仅是老庄,而是老庄、理学、佛学甚至神仙思想兼而有之,又佐之考据学,从而呈现出驳杂深刻的状态.     

刘勰论谶纬之“有助文章”

<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在认为谶纬"乖道谬典"的同时,又指出其"有助文章".谶纬所描写记载的内容事迹丰富奇特,而所用的词语又繁富生动,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特点,对文学创作是极为有利的,因而谶纬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勰对谶纬提出"酌乎纬"的主张,这不仅是<正纬>篇的篇旨,而且对于<文心雕龙>全书还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论玄言诗产生的文学原因

玄言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 ,其产生和发展必有来自文学系统自身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受玄学言意之辩的影响 ,魏晋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把表现某种形而上的义理当作义务 ,这就给诗歌谈玄说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先秦以来的诗歌创作就已存在说理论道的情形 ,至魏晋受老庄玄学炽盛的影响 ,集中以玄妙语言阐讲老庄之道 ,便蔚然成风 ;魏晋清谈作为一种口头创作 ,其谈论的内容及语言风格 ,对玄言诗追求简约平淡的创作风格 ,有很直接的影响     

失志以后的歌哭——曹植、阮籍诗歌比较

曹植之失志 ,是被“夺志”;阮籍之失志 ,则是“弃志”。失志原因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心境、安顿身心的方法和诗歌的抒情方式的差异。曹植因失意而痛苦 ,却无法忘怀已被剥夺的志向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安顿身心 ;阮籍孤独而苦闷 ,怀疑甚至否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曹植采用比兴的手法 ,抒情中带有“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 ;阮籍则意欲摆脱具体事实 ,注重更为纯粹的情感抒发     

新诗叙事艺术概观

新诗的叙事语言是“大白话”,并向着两个方向提升：一种是艾青式的“现代散美”,另一种是李季式的“民间歌谣美”。新诗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故事型、散型、情节暗寓型。新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灵活多变,其关键性的突破在一个“大”字上,几乎想写多大就能多大。     

从保守的文体改良到极端的文体革命——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及特点

新诗文体的初步形成主要经历了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诗界革命是保守的文体改良运动,以增加"新名词"为汉诗改良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动摇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基本上没有对汉诗的诗句、诗节、诗段及诗律进行变革.白话诗运动又太激进,对已有的古代汉诗诗体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汉诗的语言、文体和内容,甚至写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变革."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生态决定的.新诗出生时的先天不良造成了后天成长的艰难,特别是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早期的文体变革有关.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新诗体式的演变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文学形态除了凭藉语言外别无长物。新诗的语言经历了口语化、诗化和散文化的变迁,新诗的体式也经过了白话体、格律体、自由体的演变。通过探讨新诗体式的演变与诗歌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诗歌语言的诗化与非诗化是导致诗歌体式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