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刚刚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改宪法中,明确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贯方针,也为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人权保障写入宪法,反映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宪法自身的不断完善.     

浅议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彰显我国立法的进步.但是,从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角度上讲,我国仍存在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本文简要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及其人权保障的不足,认为要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从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害人司法审查制度,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等措施展开.     

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彰显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和《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标志着《刑法》修正向取消死刑罪名的方向发展。应当在刑事法治领域继续大力贯彻人权保障原则,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人权"入宪的理性思考

此次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二字引入宪法,无疑,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通过对我国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中有关人权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缺失.因此,为确保这一人权条款的实现,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保障.     

论中国宪法的人权表达

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表明我国人权保障的理念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回顾人权表达的历史,中国宪法大致经历了否认-区分-承认三个阶段;表达结构采取人权保障一般条款和具体基本权利相结合的方式;在功能上,宪法人权表达条款具有更新人权理念、指引人权立法和支撑人权外交的积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宪法人权条款在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持下被转换成显著实践效果;承前启后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把中国人权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法律化之思考

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突出亮点,就是在总则当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继宪法法律条文规定之后,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保障的明文规定,直接体现了宪法精神,彰显出人权保护理念在立法层面的巨大进步.同时,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执行和特别程序等方面,新刑诉法对人权进行全面系统的保障,充分体现出了人权保障宪法原则.     

浅析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之不足与完善

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基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刑罚的严厉性,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亵渎了法律权威。本文将对人权保护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人权保护提出建议。     

刑诉法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以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在新法条中得以贯彻和加强。本文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文,来剖析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意义。     

刑罚人道主义研究

刑罚人道主义要求对犯罪人的追诉、审判尤其是刑罚的执行要符合一定的道义要求,以此限制与匡正刑罚权的行使,使刑罚与人性保持一致.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出现了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应当重视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的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得以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论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

宪法历采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改善民主,扩大民生,保障人权的内容.胡锦涛总书记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体现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我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人权的平等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在阐述了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了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南京国民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壁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ity Law of 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many provisions in the Nationality Law of China promulgated in 1980 are already out of time and some provisions are easy to trigger dual nationalities. Consequently, while stick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ity Law,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ity Law of China should be gradually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ing guidelines for the Nationality Law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a relatively complete legal system to adjust and regulate various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ity. Song Xixiang,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Hong Kong and Macao law, is a professor of law and the dean of Law Schoo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w, he is also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Wuhan University. Meanwhile, Prof. Song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al Law, etc. Moreover, he is a vice chairma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aiwan Law Association.     

新《保险法》适用环境下中国海上保险制度的完善

修改后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2009年10月1日开始生效。针对海运市场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就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所涉及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海上保险合同的诺成性所涉及的保险费交纳与保单签发,海上保险合同的订立与生效,海上保险格式条款的适用规则,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等诸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改中国海上保险制度的若干建议。     

有效管辖视角下中国南海海权的维护

针对当前中国南海众多岛礁被侵占、大量资源被掠夺的现实，为更好地维护中国海权从而为建设海洋强国打下良好基础，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提到有效管辖这一裁决争议领土的重要标准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以下建议：中国应尽早确定u形线为岛屿归属线并加快制定海洋基本法等管辖依据；尽快建构起坚强有力的南沙群岛海域管辖主体；同时在管辖中实现管辖内容的丰富化、差异化、重点化。     

论我国的紧急状态立法

一、紧急状态的涵义紧急状态(Emergency)又被称为“非常状态”、“危机状态”、“特别状态”等,它是与正常状态相对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是由突发性事件所造成。欧洲人权法院曾对“公共紧急状态”做出过解释,即“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此解释较好地描述了紧急状态的性质。一般来说,紧急状态有下列特征:〔1〕第一,必须是突发性的现实危机或者是预期必然要发生的危机所引起,而且,这种危机能够在较大空间范围或较长时间内威胁到公民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第二,紧急状态下,…     

《鹿特丹规则》的中国立场

《鹿特丹规则》试图在与海运相关的国际运输领域确立一套统一的规范,该规范在形式上采取国际条约的方式,在内容上则进行了制度创新,重新配置了承运人和货方的权利和义务。结合当今国际社会多层次主体、多元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对《鹿特丹规则》所采取的规范形式进行考量。着眼中国的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现实,指出中国对船货双方都有重大的关切,分析中国在《鹿特丹规则》语境下的利益取向,并不能得出船方或货方的利益即是中国的利益界定基础,采用这一规则对于中国可能并不意味着＂帕累托改进＂。根据《鹿特丹规则》相关规定,暂不加入《鹿特丹规则》并不意味着中国被拒于该体系之外。中国作为全面参与《鹿特丹规则》确立的国家,可以通过签署的方式表达中国对国际货运规范制定的肯定态度和决定意义,以进一步发挥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引领作用。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述论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各具特点的演变,直至近代解体.这一体制客观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至明清时期又阻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该体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新认识.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宪法>对条约在我国如何适用没有明确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和用语决定了该公约存在被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的可能.在实践中,我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采用间接适用方式.但我国的海洋立法并不完善.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国内法冲突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优先适用.     

法治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问题初论

中国法治实现的关键在于民主;中国能否长出民主的关键在于农村,今天存在子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科层化”倾向非常严重。如果希望村民能真正做到自治,村委会就不应该被“科层化”以至成为行政权力的填充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才能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