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事违约赔偿制度探析

<正> 英国商法为因对方违反合同而遭受损失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了一套救济制度,其具体的救济措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任何违约情形之下,受害方都有权向违约方主张的损害赔偿;这是普通法赋予每一个受害方都可适用的救济措施。第二类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之下,受害方可以请求法院对违约方作出实际履行的裁决或者发布禁令。这类属于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由法院根据自由裁量权视具体情况决定,即:只有当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受害方所遭受的损失时,法院才会从衡平的原则出发适用实际履行和禁令的救济措施。可见,损害赔偿是最首要、最基本的违约救济方式。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以义务之违反为视角

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传统的理论上被认为是侵权损害赔偿与违约损害赔偿的重要区别。另外,由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责任竞合的有关规则,在司法解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要以侵权为由提出,因此反对以违约为由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声音依然很强大。但在司法实践中,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却得到了突破,这表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是符合司法实践的,有其现实必要性;另外,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是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的。因此,应当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直以来,我国民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权之诉而不适用于违约之诉。在合同法律关系中遭受精神损害的,当事人只能在侵权和违约发生竞合时,通过选择侵权之诉,来对违约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提供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却得到了突破,这表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是符合司法实践的,有其必要性;另外,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是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的,有其可行性。因此,应当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在于违反了旨在保护和满足非财产性利益的合同义务.此类合同义务可以通过分析合同内容、目的以及根据诚信原则的客观解释而推导出.因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不是侵权责任.这也决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合同法而不是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则的调整.     

浅议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违约所发生的精神损害能否获得赔偿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有所争议的话题。对此笔者认为,断然否定违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其理论基础和所持理由还缺乏充分的论证,应该在有所限制的前提下,肯定违约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合理性。本文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对违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做出了分析论证。     

旅游法上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分析--兼论旅游精神损害赔偿的可替代性

惩罚性赔偿是旅游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一个重大突破。鉴于精神损害在旅游合同中具有特殊地位,旅游惩罚性赔偿弥补了以往精神损害赔偿在违约责任中得不到支持的遗憾。结合旅游活动的自身特点,进一步探讨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在旅游违约中的正当性、可替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违约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学理上仍然存在争议。文章首先考察了比较法上相关的立法和判例,然后从法理的角度论述了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最后尝试总结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合同领域的适用范围,并指出我国应当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发挥判例的补充作用,构建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充分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价值,但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系而言,违约责任中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明确,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是否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也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将从分析否定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观点,以及正面分析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理论基础两面,论证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实证探析

目前,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能否在违约之诉中予以支持,理论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司法实践中也出现截然不同的做法。文章以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学术观点为切入点,以一起医疗服务纠纷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案例实地调研,阐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终提出完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以期对今后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同时,对解决司法实务中面临的许多疑难复杂问题具有实践意义。     

浅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

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只在因侵权为由而起诉时才可适用,而在违约之诉中则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违约也可能造成精神损害,因而,依据违约行为而要求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应独立于依侵权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保证当事人选择上自由与公平的最大化。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

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理论上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专门问题,与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问题关系不大。尽管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责任竞合的有关规则,然而该规则并非万能,它无法解决仅仅因为违约但不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问题。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持反对意见者所提出的种种理由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足以成为立法政策上拒绝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真正法理依据。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迫切期待打破违约责任中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理论神话,在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民法典》第584条(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评注

《民法典》第584条为有关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可从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事实因果关系视角下,应注意区分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在因解除而发生的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中,应注意履行利益和返还利益的关系,避免重复计算。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决定中,确定性问题位于事实因果关系层面,是事后判断;而可预见性问题位于法律因果关系层面,是事前判断。若涉及确定性问题,确定性问题的探讨应在可预见性问题之前。     

根本违约判定标准功能之回归研究 --兼评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之不足

根本违约规则的形式价值在于限制合同解除权,实质意义在于平衡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及社会利益.我国合同法对根本违约的规定在具体形态上欠周全,部分内容有待完善.     

对加害给付概念与救济的再思考

加害给付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侵害对方当事人固有利益的违约行为,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受损害方有权在二者中选择其一保护其利益。这是我国关于加害给付的主导观点,其影响了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然而,这种观点是否得当颇值商榷。加害给付应为债务人有责违反合同义务,给债权人造成履行利益以外的人身、财产利益损害并不排除可能同时侵害债权人履行利益的行为;对于加害给付的救济并非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责任竞合来处理,而应根据加害给付侵害的利益区别对待。     

Incomplete Contrac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Exclusive Versus Optional Remedies

Scholars have been debating for year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of damages and specific performance. Yet, most work has compareda single remedy contract to another single remedy contract.But contract law provides the non-breaching party with a varietyof optional remedies to choose from in case of a breach, andparties themselves regularly write contracts which provide suchop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start filling this gap by studyingmulti-remedy contracts. Specifically, we compare a contractthat grants the non-breaching party an option to choose betweenliquidated damages and specific performance with an exclusiveremedy contract, which restricts the non-breaching party’sremedy to liquidated damages only.     

论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

可预见规则作为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在世界各国民法或合同法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本文分析了可预见规则的法理基础 ,认为可预见规则的理论依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可预见规则与因果关系在功能、判断标准、所确定的赔偿范围、保护的重点等方面存在不同。判断是否可预见的因素主要是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和合同的主要内容。作者主张我国合同法应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违约行为排除在可预见规则之外 ,以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和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惩罚性违约金的经济分析——兼评我国合同法违约金数量调整规则

阻止效率违约论、引诱对方违约论、增加社会成本论、排除外来竞争论以及不当得利论等反对惩罚性违约金的诸多理由并不成立,相反,惩罚性违约金具有担保合同履行、信号传递、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率的保险、阻止和威慑无效率违约、鼓励执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等重要功能。因此,法院应该常规地执行惩罚性违约金,而不是根据违约人的请求武断地因其数量过高而予以调整,除非在缔约过程中存在欺诈、双方错误、胁迫,或是缔约后出现了情势变更。     

射幸合同立法研究

射聿合同的射幸性决定了其订立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射幸合同创设并在当事人间分配射幸性风险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立法予以规制。判断射幸合同合法性的一般标准是：射幸合同是否严重损害当事人一方利益、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某种习俗或习惯法的存在可以推定其社会危害性较轻。根据这一标准,结合不同类型的射幸合同,分别判定其合法性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是未来民法典射幸合同立法的可行选择。     

国际法律文本中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

CISG、UPICC和PECL是国际贸易统一实体法的重要成果,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违约损害赔偿制度方面,三者作出详尽的规定,统一化程度较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一些差异。我国《合同法》对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在实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具体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CISG、UPICC和PECL中有关违约损害赔偿制度的合理规定,对完善我国《合同法》中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amages for Mental Distress and Bad Faith in Disability Clai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ent changes in the law in Canada in relation to the court’s willingness to acknowledge the significance of, and award compensation for, intangible loss arising from breach of contract. When a claim for benefits is wrongly refused in a disability contract, a primary goal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to provide peace of mind, is unrealized. Where this causes mental distress, Canadian courts are now willing to award compensation. Similarly, if an insurer conducts itself in such a manner as to attract a punitive damages award, a consideration in assessing the quantum of the award i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insured. The evidentiary basis for these claims will often include expert psychological opinion. Various considerations for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 psychological issues relevant to a claim for damages for mental distress and/or punitive damages are covered in thi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