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与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民主进程和责任政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只有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实现由"制度问责"最终向"伦理问责"的转变,才能发挥行政问责制应有的作用。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律制度的思考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其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现实途径。本文对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随着近几年我国发生了多次的公共事件,数十位政府官员被问责,一方面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视,也表现了我国建立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不仅能促进我过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还能促进公务员队伍、政府建设的发展,因此行政问责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所存在的几点问题,并就完善行政问责制提出了相关设想。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的品格及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本文在阐述行政问责制理论基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希望以此能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帮助。     

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理路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责任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公信力高和敢于担当的现代政府所具备的政治品格。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历程、发展中的困境以及发展的路径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对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的反思

我国目前实施的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在行政伦理及制度化上对其进行反思,力求找到促进问责制完善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生态环境及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伦理课题,有着深厚的伦理价值：内含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内含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能克服经济人＂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的一致性,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     

论行政问责制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建都是架构在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基础之上,行政问责制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行政问责制的产生是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控权思想和责任行政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原则探析

建构行政首长问责制度,就是在规范行政首长权力配置的基础上,由问责主体过问其权力运用情况,并对其不当或违法运用权力情况进行追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行政首长问责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同时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试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出发,进而探讨行政首长问责制应遵循的原则问题。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理路

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文化价值观理论也随之变化.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场域与时代精神发展的文化场景,直接构成了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视域.“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核”,贯穿于国家行政组织活动当中,形成了以“正义、协商、责任”为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保护带”.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以非强制的行政指导为主导将成为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冲突.为此,必须重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通过参与的纠纷消解——作为行政纠纷消解创新机制的公众参与

为回应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现代社会必然由法治国家向行政国家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积极行政的拓展与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剧增。为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必须转变传统形式法治下的治理模式,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解决过程中分别注入民主酵素。由于公众参与既具有功效价值更具有本体价值,因而其对于行政合法性的补强以及行政纠纷的防范与消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欲使公众参与发挥积极功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机制和制度要素。     

关于行政授权若干问题的探析

完善行政授权理论,对建设和谐政府,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行政授权的内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行政授权的有效条件及其责任归属等几个行政授权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据此提出一些完善行政授权理论的建议。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我国公共行政文化变革的意义及其现实走向

对公共行政文化的研究是当前行政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实现公共行政文化变革,无论是对于推动行政理论的完善,还是对于指导行政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文化创新以及行政道德和行政价值等方面的分析,对公共行政文化变革的现实走向进行了初步探悉。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