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运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指出为了公共利益,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的国家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公共选择理论使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利用经济人假设,政治是交易过程,政府也是经济人,它不会从抽象的公共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经济人假设和交易的政治观,动摇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对经济法构成了严重挑战.     

公共选择、乡村关系失范与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体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乡村两级公共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过度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自治性组织和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是治理乡村关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遗失物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立法基于对拾金不昧的误解 ,未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和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 ,另外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 ,这并不符合现行道德水平以及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而设定该两项权利 ,才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论商标权人与商标价值创造者的利益关系——由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iPad商标权案引发的思考

虽然一审判决深圳唯冠公司拥有iPad商标在我国大陆的专用权,但iPad商标的价值是或者主要是苹果公司创造的是不争的事实.存在着在同类或类似商品及服务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在不同地域为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商标权人与商标价值的创造者会不一致,并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应当运用利益平衡原则解决这种冲突,利益平衡原则的运用不能仅仅是司法者的自觉而应当在立法中作出规定.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建设有限政府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追求经济、效率和效果的政府公共管理革命。本文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有限政府应包括功能的有限、结构的有限、职能的有限、职权的有限、职责的有限等含义。     

求经世之道思济民之法--经济法之社会整体利益观诠释

经济法的出现存在一个潜在的抽象理性假设 ,与民法的理性假设前提的进路正好相反 ,即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进将带来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增进 ,经济法的利益保障对象是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本文立足于对经济法得以存在的理性假设前提的分析 ,阐明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认为 ,经济法是通过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中人们的个人利益的法 ,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成员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 ,而经济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处理两者的复杂关系 ,这要求经济法在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兼顾可能随时与之发生冲突需要不断与之协调的个体利益的实现 ,这种社会整体利益观是构建经济法法律制度的主要依据之一。     

企业在市场营销中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足,要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生存,如果不懂精打细算,不懂赢利,那肯定要被淘汰。所以,企业必然是经济人。但是,如果企业仅仅是经济人,就会只考虑自身利益,出现一系列违反法律及营销道德的行为,所以企业更应该是道德人。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消费者素质不断提高,环境不断恶化,能源短缺的今天,现代的市场营销活动应该是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的完美结合。所以,在现代的市场营销活动中,企业应该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几点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经过众多学者发展而形成的,它以"经济人"假说为基本行为假设前提,揭示了政府管理行为与社会的的关系,并对"政府失灵"进行了充分详细的论证。尽管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从公共管理体制上来看,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决策研究背景上的一些思路和结论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健全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共容机制的构建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为社会共同体谋利益是其职责；而政府作为共“经济人”,它同时又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有着一致的一面,同时也有着相冲突的一面.正确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在公正和互惠基础上的激励共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奢侈品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豁免

支持对转售价格维持进行严格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转售价格维持会提高产品的零售价格,进而削弱消费者的需求并损害其利益。但是,奢侈品的高价格、低产出却能够满足消费者进行炫耀等心理需求。对此,构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对奢侈品的转售价格维持规制提供足够的解释力。从奢侈品的特性出发,对奢侈品转售价格维持进行豁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正常心理需求,发展奢侈品市场,并避免奢侈品生产商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非效率后果,具有正当性。     

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因为流转上的障碍,农村土地权利并未真正物权化。流转管制背后蕴藏着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解,反而重新抬头。但逻辑上父爱主义的预设前提并不存在,且潜伏着无效率和不自由的危险。父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土地管制所借助的三个正当化理由都有反思的必要。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为“还地于民”提供了历史契机,摒弃父爱主义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产彻底物权化和农民身份彻底市民化,并为克服危机提供动力。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从“不签字不手术”看“告知后同意法则”——对医患关系的再思考

"告知后同意法则"对现代医患关系之改善有根本性的影响,其旨在希望借助法律的医师说明义务,来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以增进患者对医师之信赖,尊重和维护患者的自主权,进而使医患关系趋向和谐。在实践中,我们既要注重法则自身的刚性,同时又必须依特殊的情形——危及生命安全适用其柔性,以避免患者掉入空虚的自主权。     

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

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学说之一的“需要国家干预论”,因其影响大,而争论和分歧也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谁之‘需要’”与“‘干预’什么”存在不同理解。对此问题,按整体主义理解,国家干预是社会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干预的内容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正因“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就防止了国家干预的恣意性,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因有国家代表而得以保障,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另外,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经济法的目的,目的作为指针指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同时,整体构造的复杂性预示了经济法技术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论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与规范功能——从两岸三地的比较切入

经济补偿是劳动法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的重要制度.从经济补偿与失业保险的关系性框架分析这一制度,可以发现经济补偿以雇员的就业安全受到影响为基本前提,以“非自愿结束劳动关系”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为基础,以补充社会保障为目的.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是社会责任.依凭于此,经济补偿制度至少发挥规范解雇行为、劳动合同期限、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     

“警察人性化执法”刍议

警察人性化执法,是指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在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的职权和法定的程序,改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以人为本,实现执法公正的一项专门活动。在警察人性化执法中,严格执法是前提,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包括警察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核心内容,人文关怀是方式,实现执法公正是终极目标。而"懦弱执法"、"人情执法"、"不平等执法"和"首次不罚"的执法都不是警察的人性化执法。警察人性化执法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完善公安法律制度;二是提高人民警察自身的素质;三是加强监督,从严治警。     

经济法的定位与经济法学体系之重构

回顾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经济法学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经济法是政府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是正确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前提。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经济法学体系应根据现实发展而重构,有关经济法学研究的理念也应当更新。特别是要完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注重知识经济社会对经济法发展的影响、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比较法进一步引入经济法研究之中。     

“南北矛盾视角”应当“摒弃”吗?——聚焦“中-加2012BIT”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提高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排名次序,而且加快了其对外投资的脚步,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种言论却将中国以及数十个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向了不利的地位,诸如"中国已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南北矛盾视角在构建国际经济规则和缔结BITs的谈判中已经过时,应当摒弃",等等。但这些说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却着实有待推敲和商榷。本文拟从南北矛盾与BITs的本源出发,以新近缔结的"中-加2012 BIT"中的两大核心条款为例,试图证明在构建国际经济规则过程中和缔结BITs的谈判中,不能够、也不应当摒弃"南北矛盾视角"。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