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道德”何以可能——基于康德理性主义道德学原理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经济道德"只有建立在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道德学原理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原理之上才是可能的。因为康德理性主义道德学原理认为,唯有当经济行为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经济道德才是可能的;以快乐和痛苦作为道德的判定标准不具有普遍性,因而不能成为行为"法则"。经济行为的具体环节可以从道德法则出发,但只能成就相对性经济道德,而不能使整体性的经济行为获得道德本质。西方学者试图联接经济行为与道德价值观的"经济渗透道德"的论证是不成立的。经济行为是在某种价值观预设下的行为,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行为以"质料"为目标的行为本质。     

新时期利益原则的时代思考

利益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根源,是道德和所有人类规范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一切活动和制度的实质。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利益原则应有新的内涵。本文主张的利益原则不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新集体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以经济领域中看得见的"利"作为理论思维的切入点和理论线索,从市场经济利益关系中发掘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点,达到育与利的共存目的。     

略论功利主义幸福观:从边沁到密尔——读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第二章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功利主义应运而并逐步发展,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边沁作为功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主张道德的最高准则就是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并提出痛苦和快乐是可计算的。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受到多方驳斥时,密尔试以更加人性化和减少算计的方式来完善功利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功利主义思想,但与此同时密尔的学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纰漏。本文通过读桑德尔《公正》一书,试图对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些思考。     

从道德本位主文视角论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法学流派,无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从其实际影响来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作者尝试从道德本位主义的视角对其提出相关见解。     

贝卡里亚47章原版《论犯罪与刑罚》的重新发掘——几何学精神和敏感精神的结合

＂敏感精神＂所致的文风更多洋溢在贝卡里亚47章原版《论犯罪与刑罚》中,这使他恰不具有近代理性神话的自以为是的自信,却有刑事一体化意味的心灵逻辑倾向。贝卡里亚主张以＂社会法＂作为立场,但＂自然法＂或＂神明启示＂仍是其内心指引,故其几何学精神和敏感精神的自洽辩证统一,形成其主情论与主知论自发结合的非古典自然法学的思想。在他看来,普遍利益和幸福就不仅是＂欲望＂的实现,亦是神明启示与自然法所追求的＂至善＂的实现,是新的道德重建的尝试。故其功利观念不同于古代希腊化时期的快乐学派,也不同于其后边沁等功利主义学人。     

法家刑事政策思想的当代启示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法律工具论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以君、官、民三极高度对立的社会模型为背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为施政目的的重刑主义理论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其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而言,则更多的应该是反思性的。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加强道德建设也应当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点之一。     

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影响和局限

边沁是功利主义之父,其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一直影响立法至今,边沁将功利原则做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功利作为立法的目的并加以阐述,本文从功利与法律的概述、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有利影响及局限性三个角度来阐释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以此来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观。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效益优先的原则得到人们的共识,但由此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膜拜,却日益消解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责任和义务,从而偏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应对这一现实,就必须在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在继续坚持其保证功能、导向功能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育人"功能,即要注重培育人的综合素质和健全的社会精神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观最根本的内涵和体现。为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向上要确立以人为本位;在教育立场上要实现"两个需要"的统一;在教育任务上要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充分发展;在教育方法上贯彻双重主体思想,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实现价值认同。     

论博弈对道德发生发展的影响

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人们之间利益竞争的关系。而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从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与人类自身的利益追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以博弈论作为方法论工具对道德的发生发展进行考察也就是一种可行的途径。本文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发展两个方面考察博弈对道德发生发展的影响:道德起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通过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得以形成;道德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源于人们利益意识的成熟,而利益意识成熟于人们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的过程。     

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对《论犯罪与刑罚》的反思

要理解贝卡利亚的刑法体系,就要理解其学说的三个层面的理论,即功利主义理性(其是贝卡利亚思想的根源)、契约论(其是贝卡利亚思想的根基)、"几何性精确度"原则(其是贝卡利亚思想的核心)。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理性和契约论自身的缺陷,导致贝卡利亚的学说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我们要看到其学说在理论上的不稳定性。     

论动物福利立法的限度及其定位——兼谈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初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而且处处闪烁着经济伦理思想的光辉。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但又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斯密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和妄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独占；指出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些伦理思想对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哈特对边沁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的扬弃

边沁将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研究里,提出了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对自然法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之后的继承者也将这个思想扬弃,在分析实证主义鼻祖奥斯丁这里,其许多思想仍采用功利主义法学观点引用到分析实证法学里面,作为分析实证主义杰出代表人物,哈特更是继承并发扬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观点,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挖掘哈特的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以便更好的理解哈特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论李觏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

李觏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潮的首倡者,又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当时及后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法律思想有着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出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较大的依附性。李觏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其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这也为当时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历史价值。     

论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本文分析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理论依据,认为其普遍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只要是"人",就都应当享有人权,全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道德,而人权的本质正是利益和道德。人权特殊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的实现程度及形式,受一个国家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文章主张,不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西方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国际人权共同标准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浅谈功利主义

约翰·穆勒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做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但是,他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在历史及当代一直受到种种歪曲。本文试从约翰·穆勒的言论和生活方式诠释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     

“合法的道德恶行”之化解路径

面对"合法的道德恶行"这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难题,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化解之道。自然法学派主张通过宣布合法的恶性因违背基本道德原则而无效来否定其法律性,实证法学派则主张在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撑下通过制定溯及既往的新法律来作为惩治那些所谓"合法恶行"的新的效力规范依据。两学派方法各异,结果类似,可谓殊途同归。由于实证法学派的处理路径具有理论支撑较为完善、处理程序较为严谨、后续依据较为健全、实践操作较为可行等多个优点,因此实证法学派的观点与做法值得建议采纳。     

“庭所共建”联合调解机制构建的思考——从一起农村赡养纠纷的解决切入

近年来,传统农村社会自生的"礼义"、"重道"、"尊老"、"互助"等朴素而富有道德色彩的"民间规范"已经在商品社会下功利主义主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标准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其约束力。另一方面,国家制定法在企图对渐趋式微的"民间规范"实现功能替代、继而重塑乡村社会生活时,却发现这些看似失效的"民间规范"仍然组织着社会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对企图"入侵"的成文法规范表现出了种种不合作。本文试通过一起农村传统赡养纠纷的处理,呈现两种规范贯穿于整个纠纷处理过程的相互影响和角力,进而思考和探寻适合现行农村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孔子“乐”论的道德内蕴与伦理价值

孔子关于"乐"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他提出礼乐并举的思想,将"乐"的作用提升到教化人心、调节社会秩序的高度,认为人们可以开启通向个体道德提升与社会秩序恢复的道路,从而沟通审美与道德,并且将伦理规范在音乐的体验中内化为道德良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伦理秩序。因而,可以说,"乐"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或审美手段,而是伦理道德的载体与实现方式。     

生物科技发明中的伦理道德争议

法律是通过授予一部分人权利使其享有合理的利益从而使人的积极性与进取心得到肯定，使人的社会本性与价值得到呈现与褒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平衡利益分配与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法律良心必须向道德要求开放，然而在专利法的传统中，被认为高度技术化的专利法领域，历来缺少伦理审视。功利主义成为影响专利法实践的主要因素。功利主义伦理观对专利法实践发挥着实质性影响。其内在的理论缺陷促成了分配非正义和忽视人权等基本价值的现实局面。本文指出专利法应该建立在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之上，从功利回归道义的专利法正义观，其中应包含社会利益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