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权集中在中央的基本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因此，地方财力由地方自有财力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构成，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此，税权持续向中央集中。税费改革后，非税收入也逐渐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事权却不断向地方分散。中央既要抑制地方要求分享税权的冲动，又必须在税收立法时适度兼顾地方税收利益诉求。考察国务院、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近20年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轨迹。     

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考察近20年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权集中在中央的基本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因此,地方财力由地方自有财力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构成,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此,税权持续向中央集中。税费改革后,非税收入也逐渐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事权却不断向地方分散。中央既要抑制地方要求分享税权的冲动,又必须在税收立法时适度兼顾地方税收利益诉求。考察国务院、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近20年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轨迹。     

小资料

转移支付即财政转移支出，它是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既定的事权、财权及收支划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项财政补助（如我国的税收返还、现行分税制体制仍保留老体制中的体制补助、中央和其他部门掌握的专项基金和专项拨款）。转移支付不是用于地方政府弥补赤字缺口，而是通过中央提供财力补充，平衡地方财力，均衡公共服务水平。零基预算是指政府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支出时，不以上一年度各项支出的实际执行结果为基础，即不是用“基数法”，而是一切从零开始，用“因素法”重新核定各项支出水平的一种预算编制办法。（因素…     

中国政府问财政关系的演变（1949—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经历了中央计划（1949—1978）、财政包干（1979—1993）和分税制（1994至今）三个体制阶段。论文借助财政联邦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试图就如下问题做出回答：在不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下，财富和收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国家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     

着力构筑财政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党的十七大为我们描绘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也对财政工作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方面，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全国财政系统要进一步联系财政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努力构筑财政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浅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法律保护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 地方政府主要执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等职能，它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具有自由市场竞争主体的资格。然而，自然资源的差异、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沉积下来的经济文化差异等，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外的吸引力截然不同。虽然地方政府并不具有自利的属性，但国家为了鼓励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制定出的一些激励机制、人员奖励制度等，一方面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竞争上，尤其是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是财政制度的核心，自然成为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功能性联邦主义的中国型态及其代价

功能性联邦主义认为，在一个多级财政体制下，应该注意发挥各级政府在其独特擅长领域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性事务和相应的财政支出应该主要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再分配事务及其财政支出则主要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中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职能配置与分工，并不符合功能性联邦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准功能性联邦主义”，即中央在放权让地方承担经济发展主要职责的同时，也将再分配支出责任一起转嫁到地方并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填补和带动。这一制度策略不仅有损社保制度公平与效率，而且在宏观上造成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艰难，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在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巩固地方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职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稳定和规范的功能性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