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学的学科品格

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是其学术性、科学性的前提条件,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学科必须拥有一种完整、独立的科学精神与学科品格。宪法学的学科品格是近现代宪法理论与宪法精神在宪法学学科上的固化,是宪法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及其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也是宪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所在。宪法学的学科品格主要体现在:宪法学是人权保障之学,是权力理性之学,也是依法治国之学与政治文明之学。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

历史主义是构建、识别、塑造宪法学知识的体系性、自主性与中国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端赖于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转向。通过对百年来宪法学文献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宪法学沿着知识发生学的演进脉络，逐渐形成了以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主干的知识框架。其中，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包括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以“立宪主义”为内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由中国宪法学等传统学科，部门宪法学等法学内部交叉学科，以及科技宪法等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构成。话语体系则代表了知识体系的价值凝练与传播，已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价值共识，但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尚显薄弱。随着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框架的基本形成，如何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积累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将成为未来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既指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于中国独特时空背景下的宪法学,同时也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宪法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权力来源理论和国家权力关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理论核心形成了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理论以及宪法运行理论等主干理论。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展开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宪法学的范畴体系、理论容量、方法论取向和学者的理论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宪法学的繁盛和宪法解释学的初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特色。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八二宪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八二宪法的研究多将侧重点放到其文本结构、规范条款和制度意涵等方面，以“规范主义”（规范宪法学）为基本方法论。然而，最近两年政治宪法学“异军突起”，制宪权、人民主权、政治决断等概念接踵进入宪法学研究视域，如果说规范宪法学是对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政治宪法学的一次“反动”，新近兴起的政治宪法学则是对这一“反动”的“再反动”。政治宪法学虽比规范宪法学表现出更多的哲学维度和文化自觉（主体性）意识，但其分析力度还远远不够，为达固强补弱之目的，笔者提出一种“中道”、“实践”和“通变”的政治哲学观，作为重新审视八二宪法的理论前提。     

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趋势

文章认为，宪法学是一门价值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知识体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表现其时代特征。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以中国社会自身的条件与需求为基础，使之成为解释与解决中国社会宪法现象的学说。文章根据中国宪法学历史发展的特点与目前的研究现状，将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趋势归纳为宪法学本土化、宪法学综合化、宪法学政策化与宪法学国际化     

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

一门学科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基本范畴与学术规范的确立。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确立表明其独立学科地位的范畴与学术话语。中国宪法学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反思5 0年来宪法学范畴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建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     

论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转型

由于为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宪法学虽然认识到了作为方法论的具体现象———具体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却没有自觉地探讨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方法论,这也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宪法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宪法学必须构建以“辩护”与“发现”为共同目的、以概念与(实际)问题互动为内容、以多元方法之间的有效互补为特征的方法论,并应特别关注系统的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法学方法论与法学和法律之简析

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发展史说明充实完整的方法论是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和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固有之方法。"法学作为人文科学中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若要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本文对其与法学、法律的关系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时间抑或地域——宪法学研究之中国性

学术研究有其存在的历史境域。对一个学科而言,只有在贴合具体的历史境域下讨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讨论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时才具有意义。从我国历史上看,宪法学研究从清末开始,到现在已有100多年,无论其几经沧海桑田,但它之所以可以沿称到现在,自有它自立的关切方法、问题和理论体系。中国宪法研究的中国性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学在中国的时间性差别问题,也涉及其地域性差别问题。     

论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正日益被边缘化.与理论上的这一发展方向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却是一种正在被过度使用的方法.全面反思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运用,对于宪法学的实践与规范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运用中主要有四种面相,即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人们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的取舍不同,对宪法学保持独立的学科地位的意义也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运用中存在许多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于历史合理性,从而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目标的关注以及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历史分析方法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宪法学研究中更好地引入社会分析方法,而且对于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以及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伊利和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之比较

美国200余年的制宪、释宪史为宪法解释提供了丰厚的制度土壤,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宪法解释理论。贯穿其中的则是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较为极端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二者自觉地将宪法解释问题与民主观联系起来,从而将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推至一个更为丰富与抽象的层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我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规范彼此间的形式冲突不足以否认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足以结构性取代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宪法中关涉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凝聚和承载着"一国"精神的内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适用性。厘定宪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时应秉持"一国"的原则。"占中公投"既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违反宪法。     

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宪法保障社会福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宪法中列举各种社会权利的"社会权"保障模式,另一种是仅在宪法中明确建设社会国家的原则或者类似条款的"社会国"保障模式。从我国《宪法》的现有规定及其变迁、宪法的解释与学界的解读看,我国属于"社会权"模式。"社会权"保障模式的缺陷是随着民众追求平等意识的成长、市场机制的扩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福利可能借助宪法无序、无限地扩张。通过淡化社会福利的权利性质、转变社会权的合宪性审查的方向、扩展反射利益推进社会福利以及贯彻宪法设立的可承受性、适度性原则,可以推进我国社会福利宪法保障模式由"社会权"模式向"社会国"模式转换。     

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

通过对十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在知识的增长方面进行量化的考察,结果显示:一方面,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大部分仍然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这种研究既不能增长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无法增长法学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增长法学知识的领域,证据法学却又依附于法学的其他门类,从而丧失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方法论训练的缺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有限,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使证据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加强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从而提高该学科在增进法学知识方面做出贡献的能力,并朝着建立统一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方向努力。     

缘何不是法律方法——原本法学的探源

中国法学界对在汉语中到底是使用“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存在着争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德国法学中“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的蕴涵不太清楚。德语的“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中国法学界所普遍理解的法学。前者是由西方法律文明的创造者——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两千多年法律文明中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意义的法学称为原本法学。相对于原本法学来说,现在所谓的其他法学学科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史学、甚至法哲学,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在这种意义下,在汉语中还是使用“法学方法”一词较为合理。     

Translating Behavioral Science into Practice: A Framework to Determine Science Quality and Applicability for Police Organizations

Policy on officer‐involved shootings is critically reviewed and errors in apply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identified.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 the most relevant science to a field‐based problem is challenging. Law enforcement administrator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valid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utilize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officers. A recommended framework is proposed for considering the validity of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Valid science emerges via hypothesis testing, replication, extension and marked by peer review, known error rates, and general acceptance in its field of origin. Valid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employed, measures used, and participants recrui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cience is ready for application. Fostering a science–practitioner partnership and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at embraces quality, empirically 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s improves science‐to‐practice translation.     

法学知识的属性与进步

法学理论的创新是当下学术界法治论式中的一种普遍诉求 ,但是 ,法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创新努力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法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自 1 9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仅在西方 ,而且在中国都是深远、厚重的 ,这种科学主义对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负面影响也是广泛深刻的。由于法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科学有着十分广泛且重要的区别 ,因此 ,尽管我们需要在法学理论的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 ,但科学主义却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否则 ,围绕理论创新所进行的各种努力恰恰可能滞碍我们所希望得到的进步     

我国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问题

我国自“82”宪法第一次修正案时起 ,1 5年来事实上一直没有确定原文与修正案的正式组合方式。组合方式无定制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影响反映在宪法文本杂乱造成的结果中。应以下次修宪为契机 ,选定一种组合方式 ,决定和公布宪法正式文本 ;可以现有的宪法修订文本为基础 ,做必要加工、修饰 ,形成宪法正式文本 ;若将来出现需要废除宪法某条、某节的情况时 ,为保持宪法其他条和节的稳定 ,在删除全部过时文字的同时 ,可用保留所欲废除的条或节的顺序号及其相对位置的办法来处置 ;宪法若增加条或节 ,应当用增加副条、副节或副章的办法保持宪法原有的基本格局条文原有的顺序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