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行政诉讼原告是行政诉讼参加人的重要构成部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和实际认定，与行政审判程序的启动密切相关，影响甚至决定着行政诉讼中司法管辖权的领域及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范围。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国现行法规制下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探讨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发展与完善十分必要。     

论公民死亡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

本文以依法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即原始原告的死亡为例，尝试探讨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具体分类。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原始原告诉讼权利能力丧失与合法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从法益保护角度分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或是为了保护原始原告自身权益，或是为了保护已转移给承继原告的某种权益，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

法律制度的建构应当是适应社会的,适应社会的法律制度应当是有弹性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为司法救济形式的第一道门,应该如何把关,成为行政诉讼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规定,本文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模式。     

论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认识及其发展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原有的“相对人原告资格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和实践需要 ,而最近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所持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论”不但是这一问题在制度上的明确化 ,更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更新。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说

本文从我国通用的原告概念和《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规定的瑕疵出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司法解释中推出的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标准的不足,提出了看法,并推出了自己的标准;此外,又对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特殊情况下的原告资格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讨论。     

论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公益行政案件的司法救济问题近年来在理论界广受关注,但司法实践中一直未能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立法的不完善:一方面现行法律对于何为公益行政诉讼没有明确界定,另一方面对于由谁来启动公益行政诉讼更是不曾提及.本文旨在指出我国现行立法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缺陷及其对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同时对西方国家在公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方面的成熟经验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公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几点建议.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基本问题之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世界范围来讲,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呈现出不断宽松且标准逐渐趋向一致的趋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进而发展到“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原告与起诉人不能混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检察机关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     

浅谈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近年来,我国公益行政诉讼或者涉及公益的案件方兴未艾,但多以失败告终,原告资格的限制是起诉被驳回甚至不予受理的重要原因,故而本文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入手加以简要分析,提出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举报人在行政法上规定的权利状态是判断举报人是否享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基础。举报人的权利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因素"权利"、"利益"以及"关系"相结合可以判定举报人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当前只有在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举报人可以获得奖励及答复的权利的时候,举报人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举报人其它的举报权利被侵害的时候需要综合权利、利益及关系因素才能判断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举报人的原告资格由"有限"拓展至"扩大",即可以在与行政公益诉讼相关的方面赋予举报人更广泛的原告资格。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重新界定

在加入WTO的《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我国承诺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我国现行的合法权益标准下的法律利害关系标准虽然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扩大性的解释,但与WTO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将法律上的利益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是我国切实履行WTO义务的要求。     

“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行政诉讼原告”之考量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把行政诉讼之原告限定为行政相对人,此种形式上为保护相对人的作法在实质上并不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限制了其他行政争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之可能性,很多国家都承认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借鉴其规定并明确认可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对原告资格(起诉资格)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然而,在行政诉讼中,谁有资格就某一具体的争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是行政诉讼程序首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行政效率会不会因为行为人滥用诉权而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关系到整个诉讼过程能否正确而顺利地进行。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探——从新司法解释的角度

行政诉讼原告是行政诉讼的基本构成部分,原告资格的认定与一国宪政体制、文化传统、民主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最高院的新司法解释无疑反映了此特征,但是,就其应然性而言,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拓展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和范围,第一次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救济权,但这种拓展本身是有限度的,不能脱离开现行制度、环境以及法治发展阶段而无限制扩大。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权利保障、法治、利益衡量、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和渐进发展原则,通过丰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于行为可诉性、利害关系性、时机成熟性等制度内涵,依法科学、理性地把握和设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     

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的完善

修改《行政诉讼法》原告规定,将利害关系明确规定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被告资格的修改完善,以行为者作被告和同级政府为"兜底"被告。经过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以原行政机关为被告,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原始纠纷,做到讼了事结。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

从过去近40年的行政法历史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经历了"直接利害关系标准""行政相对人标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和"利害关系标准"四个发展阶段。在"刘广明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中,没有发现有引入保护规范理论的判例,法院判断"利害关系"时,要么采用"直接联系论",要么采用"实际影响论",其判断标准都偏向于主观性,因而难免个案中法院判断方法上的任意性。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刘广明案"引入域外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形塑了一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即:公法规范要件、法定权益要件和个别保护要件。这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淡化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主观性,同时增加了其可操作性。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和矛盾,而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公民被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转移的情况是否适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转移,尤其重要且争议较大.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适用的条件应包括四点:一是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发生了法定的特殊情况,具体可为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或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转移"情况;二是具有法定的权利承受人;三是未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中止期限;四是原告资格的被转移人依法不具有原告资格.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辨析

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均对原告的资格作了规定,但二者的规定是不同的。然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往往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来要求行政案件的原告。致使大量的行政案件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字面规定的差异分析,结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指出了行政诉讼原告的应有之义。     

论行政诉讼中公民死亡后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所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资格的取得,应基于其所享有的身份权、名誉权、继承权、受遗赠权、公法债权、私法债权及其他合法实体权利,由此承继原告不应受现行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限定。承继原告的范围应包括原始原告的近亲属和近亲属之外的遗赠抚养人、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受遗赠人、原始原告生前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徘徊于门口的原告资格——基于一例婚姻登记行政案件的思考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一直是行政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关乎的是当事人的起诉权,决定着当事人有没有机会进入法院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争辩。从一个现实的案例出发关注原告资格认定标准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语理解的范围和边界,在支持本案吉某某的适格原告资格之上,在既有的"相当因果关系"的标准之上,提出了一个辅助标准,即"独立性"标准,意借此来对间接因果关系中的原告资格加以详细的考察,在坚守原告资格起码的要求之上,希望通过规则的细化来充分论证当事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以期在规则内达到降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门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