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监察法》与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更新的理论逻辑

以腐败治理为导向，创立具有国家“第四权”性质的独立监察机关、启动政治体制的重 大改革，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制度创新。以《宪法》《监察法》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以中国特色国家政治体制、治理体系优势为基础，在确立国家腐败治理权 的独立、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对腐败治理权的权属、类型、范围与运行制度作出规定。《监察法》以《宪 法》为根据，将领导体制、组织体制与权力运行体制作为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建构重点，在领导体制与组织体制的建构上，确立了“三元制”的体制建构原则与制度体系，对腐败治理体制内容的理论揭示，有助于深化对立法完善根据与腐败治理权运行正当性的认识。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正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     

法国参事院的启示

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何制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而使其成为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呢?要控制政府权力扩张,关键在于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权力横向配置遵循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就是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是立宪安排,不能为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所改变。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原则。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论政府利益及其冲突治理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为公众谋利益是其当然职责，而这仅是其中的一个层面，政府作为共同体组织也存有自身狭隘的利益，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如何平衡政府利益层面中的各种冲突是当前政府治理中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言论广角

正李强:要让法治成为改革发展重要资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政府有五个基本要求,行政机构依法设立、行政权力依法取得、行政程序依法确定、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责任依法承担。目的就是,让一切行政行为在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保证行政权力的运用符合法治精神,防止行政权力的盲目扩张和滥用,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治理者具备运用法治思     

专栏导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成功地处理了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让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为“中国之治”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设计,在不同政策领域呈现出或集权、或分权、或集权分权并行的多元组合,形成一个多维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混合结构,更是在治理效果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治理视角下的政府与公众沟通体系的构建

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力量的逐渐增强,公众舆论在政府管理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成为政府处理公众舆论问题的指导思想。如何才能建立良好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体系,如何能够更有效率的、公开透明的处理社会问题成为了时代颇受关注的话题。治理理论是一种强调互动过程的公共管理理念,重视国家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力量的沟通与协作。     

职责明晰和协同治理:提升政府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深入考察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可以发现,纵向上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同构,横向上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碎片化,影响了中国政府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提升。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是: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职责,在横向上整合相关政府机构的力量,形成治理的协同效应。     

对新时期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当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把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当作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纵观这三次会议,党和政府对"政府法律顾问"的定位成为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创新,使这项工作更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政府法律顾问可以帮助政府明确权力的法定边界,强化法律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在社会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及其实践向度——惠鉴《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维度

在我国,对于公共性价值旨趣的追寻,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灵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愿景。它体现着国家施政、政党执政以及政府行政的德性。基于公共性价值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考察,在反思西方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落入"形式公共性"窠臼的深层根源基础上,可以逻辑地得出这一结论:将"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融合一体的公共性价值追寻,必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价值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实践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理论上而言,这对于明晰国家治理价值未来演进的社会机理以及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并进而探寻在"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整合基础上总结与提升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社会动态稳定的治理建构

关于中国社会稳定已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存在一系列挑战国家权力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冲突事件,社会稳定危机密布;另一种观点强调由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社会处于刚性稳定的风险状态。但是,实践表明中国虽存在一系列社会冲突,却没有爆发整体治理危机,而是呈现动态稳定的局面。这种社会动态稳定源于官民分治、全面维稳、话语反制和策略变通四个方面的治理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政治风险阻断、体制力量联动、德治形象构建和实用主义稳控的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会动态稳定及政府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治理建构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