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再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删除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否定了幼女是卖淫女。然而，《刑法》第358条第2款存在“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规定，第359条第2款存在“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规定。如果认为“幼女卖淫”不能成立，则会使第359条第2款沦为废款，如果承认“幼女卖淫”的成立，则又难免再次让幼女污名化。卖淫的本质是对性服务的交易，在“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中，交易性服务即卖淫的主体是组织、强迫、引诱者，该规定应被解读为“组织、强迫、引诱者以幼女为手段，通过幼女来交易性服务”。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行为在触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之外，同时触犯强奸罪，对其应以想象竞合原理处断。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单独成罪的逻辑前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定是立法上为避免组织卖淫罪刑罚过重而降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处罚力度的具体体现。立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异质性，应合理界分组织卖淫罪从犯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是指将多名卖淫女、嫖客整体或者系统促成交易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则属于间接的帮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法在整体或者系统上直接促成相关交易。     

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切分为例

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卖淫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正确理解其客观表现形式,解决认定中的棘手和难点问题,对正确区分违法与不违法、违法与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浅析关于容留卖淫行为法律规定之完善

本文主要基于实务中办理容留卖淫罪案件的一些思考。办案过程中,本文认为司法实践中对容留卖淫罪量刑过重又缺乏统一立法解释。本文的论述思路是:论述我国对容留卖淫行为的立法沿革及特点,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对容留卖淫行为不同法律之规定,比较两者间的关联及冲突之处,结合三个案例分析实务中的处理方式,得出立法之不足,最终提出对容留卖淫罪立法修改的设想。     

组织卖淫罪的认定——以曾某等组织卖淫案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本质区别是,组织卖淫罪的行为必须是经营管理行为;组织卖淫罪与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界限要看实施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时的具体情况,在经营商业性性交易的过程中实施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未参与经营活动且不是给组织卖淫者提供便利的人在经营者经营商业性性交易的过程中,实施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只能认定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组织他人卖淫罪若干问题研究

<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4日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条第1款规定了组织他人卖淫罪。所谓组织他人卖淫罪,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决定》颁布以后,我国刑法理论界就本罪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因组织他人卖淫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有关本罪的不少问题尚有研究的必要。     

组织卖淫罪和容留、介绍卖淫罪之区别研究

本案例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卖淫罪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区分。区分组织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不仅仅要单纯地看其分成所得的多少,更关键的是,被告人在整个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本案中,曾某恰恰在整个组织卖淫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有质的区别,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     

浅析张亮等七人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

行为人为牟取非法利益,雇佣工作人员、招募卖淫女专事卖淫活动,组织人员每日在本市各大宾馆酒店发放招嫖卡片,并派专人接听嫖客电话并谈妥嫖资,还指使专人每日白天接送发卡人发片、晚上接送卖淫女至各宾馆酒店卖淫,对卖淫女收取的嫖资也由行为人统一掌控、分配.上述行为人及协助者分工配合安排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达数十次,其行为分别构成组织及协助组织卖淫罪,且均属“情节严重”.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在卖淫案件中,认定组织卖淫罪还是容留卖淫罪有异议时,应对其中体现"组织"、"控制"的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当案件中的组织性、控制性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没有达到组织卖淫罪的严重程度时,以容留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更为妥当。     

花都区当前引诱、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卖淫犯罪的最新特点、原因及打击、预防对策

近年来,随着花都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加,卖淫类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据统计,2011年以来,花都区检察院共办理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案件共29件43人,同比2010年分别上升约30%和25%,其中,强迫卖淫犯罪案件3件7人,组织卖淫犯罪案件1件11人,介绍卖淫犯罪案件25件25人。而且,从花都区范围来看,卖淫类犯罪案件较之以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亟待重视。本文拟从分析花都区当前卖淫类犯罪的最新特点为出发点,从社会原因、立法现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分析该类犯罪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打击和预防对策建议。     

我国当前卖淫活动的共生模式(上)

我国当前卖淫活动存在很大“暗数”,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人员构成,都发生着变化,社会对卖淫活动的正式控制已发展到极致、公众的容忍度增强,经济市场、相关经济部门、腐败与卖淫存在共生模式,控制性病的蔓延是实施禁娼管理模式的切入点。     

论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行为——殷某组织卖淫案评析

组织卖淫与强迫、容留、介绍卖淫都属于卖淫嫖娼类的犯罪行为,它们的客观行为相互交叉包容,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比较模糊,不能将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同拥有的特征作为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而应将目的行为"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作为该罪的本质特征。组织卖淫罪与其他组织类犯罪相比,具有很高的法定最低刑,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根据法定刑的配置情况,依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沿着以刑制罪的思路,对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非常严格的理解,才能符合罪刑相称原则。     

浅析组织男性卖淫的刑事认定

男性卖淫是社会丑恶现象之一,它打破了传统大多数国家通过女性行为规范公民性行为的模式且实质上同其一样危害社会。本文侧重分析探讨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正确理解来确定组织男性卖淫的犯罪性,确定其刑事认定问题。     

卖淫防止法的现实意义与课题

<正> 一、前言值我国"卖淫防止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卖淫防止法的现实意义与今后的课题。本文拟以我国卖淫防止法制定当时的立法宗旨与法律规制的方法及适用该法的状况为依据,从刑法的角度,对该法加以研讨。关于卖淫防止法,在其制定的当时,人们对它的立法性质与方式就业已展开了激烈地争论,而且,在其实施后的几年内人们也曾提出了一些修改提案,但这些提案均未披立法机关所采纳。尔后,人们就该法本身所展开的修改争论,只不过流于形式而已。另外,从以适用本     

强迫卖淫女进行卖淫行为的法益分析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杨某（涉嫌组织卖淫罪,另案处理）在河北某地开了一间洗浴中心,因缺少卖淫小姐而找朋友孙某帮忙。孙某随后联系王某、马某、蔡某三人,商定在北京＂抢＂几个小姐带回河北从事卖淫活动。18日晚,孙某四人租借一辆捷达车至北京某区一足疗店,     

"海阔天空"的肮脏交易

这是一起全国少见的案件,尤其是涉案的数字令人惊诧:安徽省蚌埠市海阔天空假日大浴场,从开业到案发22个月,组织卖淫4.75万余次,收入908万余元.……     

强迫卖淫的作案新手法——“恋爱”交友方式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了强迫卖淫罪,按照一般的观点,此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他人意志,用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迫使他人卖淫,关于用何种方法强迫他人卖淫,法律上没有限制,实践中主要用暴力、胁迫的方法,如采用对他人殴打、虐待、捆绑或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等向威胁。     

从广东省首例提供手淫服务刑事案说开去

2011年5月,广东省江门市的一家美容中心主管因该美容中心向顾客提供手淫服务被法院终审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这是我国第一起为他人提供手淫服务入罪的协助组织卖淫案。本文认为,在刑法对＂卖淫行为＂无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认定提供手淫服务为卖淫行为并因此定罪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该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非法获利、犯罪所得的界分

【裁判要旨】在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非法获利是指全部嫖资;犯罪所得是指扣除卖淫人员分成后行为人实际获得的嫖资;卖淫人员获得的分成系其个人违法所得,应在行政处罚中追缴,在刑事判决中不应重复追缴。【案情】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包德华、汤淑江、管敏强、林泉、应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