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民间反垄断第一案正式立案

有“民间反垄断”第一案之称的律师李方平诉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差别待遇一案18日在朝阳法院正式立案。据悉，该案成为首例正式被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民事诉讼。     

试论引渡中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主要方式,包括主权国家之间的引渡和主权国家向国际刑事法庭(法院)进行的引渡。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主权的尊重是引渡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离开主权原则,引渡无从谈起。同时,对引渡中相关当事人的人权保护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体现着现代的法律精神。在引渡实践中,主权原则与人权保护往往存在冲突,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很好的协调,会导致引渡无法进行。本文区分两种引渡情况,对引渡中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作粗浅探讨。     

非洲人权法院对欧美人权法院的借鉴 --个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人权诉讼

目前,非洲正在筹建人权法院.关于建立非洲人权法院的议定书应当被视为一种创新,它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人权体系基础上的一种改进.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民告官”案被告席不见“官”影

2016年6月13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案,8年重启诉讼后在此公开开庭审理. “今天或许能在法庭上见到县领导,我们可以好好就案件焦点问题辩论一下.”原告之一的邓柏松一大早就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和其他两名原告早早地来到了法院,等待开庭.     

论引渡中的主权与人权——以引渡原则为视角

引渡关乎国家主权与相关被引渡者的人权利益。本文首先介绍引渡中的主权与人权关系,然后详细阐述了引渡中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中的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就我国实践中相关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老赖”跑不了 上海首例恶意欠薪案纪实

2014年2月18日下午，由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上海首例恶意欠薪案在奉贤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月28日，奉贤区法院对沪上首例恶意欠薪案一审宣判，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被告人黄刚（化名）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退赔39名被害人经济损失44万余元。     

论引渡中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即是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也是近代国际法保护的重要权利。在世界各国引渡实践中,由于引渡的条件的不规范性,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和各国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等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的制约了引渡国与被引渡国之间的引渡请求的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常常在引渡中产生冲突。分析产生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两者冲突的协调的成功案例,是本篇文章论述的重点。最后,本文总结了对于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在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协调措施,对中国在引渡法以及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指导和促进。     

引渡与人权问题初探

引渡问题与人权运动关联是当今国际引渡法的一大特征。一国可基于人权事由拒绝他国请求引渡的观点已在西方及国际法领域广泛接受。中国外逃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地多为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引渡回国必须尊重国际法乃至这些国家处理引渡个案的理念与惯例;因此,有必要结合形势来深入考察研究引渡中的人权问题,分析相关案例中被用来阻止引渡的人权条款,权衡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以便有效地解决我国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问题,进而有助于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实践国际刑事司法活动。     

公安部就赵C案作出批复:姓名登记应使用规范汉字

2009年2月3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首例公民讨要姓名权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法院将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开庭。另外,赵C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公安部近日对江西省公安厅的一份请示专门作出答复:姓名登记项目使用汉字填写。     

美国《梅根法案》:为性犯罪者打上终身烙印

正美国的性犯罪信息公开制度,让性犯罪者一朝犯罪,终生无处遁形。2014年1月10日,曾经逃亡到中国北京的英国性侵儿童嫌疑犯尼尔·罗宾森在英国法院受审。逃亡期间,他"堂而皇之"地在北京某国际学校任外教并娶妻成家。2013年4月案发后,他被引渡回英国。经过审判,尼尔·罗宾森被判犯有非法性侵幼女、强暴猥     

一笔欠款引出三宗罪

正借款要不回来怎么办?一般都是到法院起诉。但浙江省天台县人杨再权却选择委托朋友对欠款人进行手机定位,跟踪、拘禁欠款人,逼其就范;他伪造多名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托人进行劳动仲裁,希望以"群体讨薪"的方式讨回已虚增了的欠款,先后引发了浙江省首例枉法仲裁案、首例利用手机定位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案以及一起非法拘禁案。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杨再权,不仅自己在追讨欠款的路上离法律越来越远,还致使5个朋友被拉下水。2012年年初,这3起连环案案发。2013年3月6日,杨再权获刑。     

美洲人权法院——在困难中前进的区域人权保护司法机构

美洲人权法院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意义上的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直接源于历史悠久的美洲国家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洲国家组织的前身美洲国家联盟就开始关注美洲地区的人权保护问题。1948年3月到5月,第9届美洲国家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宣布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同时为了促进对人权的监督和保护,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通过了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以下简     

死刑与引渡──源自人权保护的思考

在长期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中,许多旨在限制引渡的原则得以诞生并长成。这些例外原则作为引渡适用过程中的“安全阀”,在保障引渡顺利运行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引渡适用的增加及国际合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引渡的例外原则也不断被注入新的因素,并在种类和范围上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在引渡例外原则的诸多变化中,“死刑不引渡”格外引人注目。一、人权保护──死刑与引渡的连接点二战之后逆法西斯蔑视人权、践踏人权而兴起的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浪潮不仅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推动着人权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不…     

破解“政府信息不公开”诉讼困局

焦急中等待了近两个月．依旧没有得到法院是否立案的通知．日前．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原告——湖南汝城县原自来水公司5位退休职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了解，5月1日以来各地频现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案．然而时至今日，没有看到法院受理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关报道．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案立案遭遇瓶颈。     

关于美国法院是否有权审判国际侵犯人权行为的争论

<正> 外国侨民向美国法院就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起诉讼于1980年被第二巡回法院的费拉提加诉佩纳案判决首次确认。法院的这一司法管辖权,最近又得到管辖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案的第九巡回法院判决的进一步肯定。关于美国法院是否有权对国际性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司法管辖,在美国法律界尚存争议。现将美国律师协会《ABA杂志》1990年2月号上刊登的斯蒂芬和希贝等律师关于此问题的争论编译如下,     

全国最大地下钱庄覆灭记

2015年11月10日,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浙江省金华市公安机关成功破获特大地下钱庄系列案.该系列案是迄今为止全国首例涉案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通过NRA账户实施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新型案件.2016年1月13日,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地下钱庄”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     

诱捕引渡的国际法分析——由美国诱捕引渡中国公民谈起

美国诱捕引渡中国公民的行为具有实质上的国际不法性。首先,诱捕引渡违反了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原则,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等国际身份权益,也侵犯了被诱捕的中国公民的人权。其次,诱捕引渡背离了国际法的体系化要求,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为诱捕引渡提供协助的行为也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为了解决国际引渡合作的各种困境,各国应充分协商与合作,重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实现国际引渡合作上的良性发展。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 国际人权保护体制的新篇章

2004年1月25日,《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关于建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生效,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终于在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成立多年后浮出水面,法院的建立是非洲人权保护制度的里程碑,也是国际人权保护体制的重大事件。这一国际关系司法化的新动态与近十余年来传统国际司法机构的改革和众多新的国际法院与法庭的设立一起,汇集成了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新趋势: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增强和日益广泛的司法化。非洲人权保护机制的这一重要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法学家、人权学家,尤其是非洲人民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虽已经建立,但尚未运作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以下通常简称为“法院”)进行全面的述评,以期对新的法院有准确的理解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