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角下侦查模式转变的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犯罪作案方式更加智能化，高科技犯罪危害结果更具破坏性，大数据技术手段在侦查工作模式中的运用已经成了时代的要求，侦查模式转变路径可以从加快培植大数据理念、规范侦查活动模式、夯实大数据侦查技术人才基础、突破侦查工作固有的思维模式、发扬传统侦查思维的优势和强化大数据侦查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着手，有效实现大数据技术在侦查工作中的最大效益。     

大数据视野下犯罪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犯罪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大数据已使犯罪侦查和控制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利用大数据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海量化的大数据为犯罪治理提供信息支撑、为精准锁定犯罪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为预防犯罪和科学决策提供极大可能。大数据时代,犯罪治理模式转型面临犯罪思维智能化、犯罪手段智能化、数据孤岛、电子数据提取保全要求高以及公民隐私保护等困境。为此,需要将公安大数据纳入国家大数据整体发展战略、破解"数据孤岛"困境、构建新型公安大数据犯罪战略防控平台、规范电子数据(证据)的提取与固定工作,切实维护数据安全。     

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

信息革命下，网络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刑事侦查空间从物理场域跨入数字场域，引发刑事侦查活动思路由追溯性犯罪打击向预测性风险防控转化，进而形成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评价具体侦查行为与侦查对象之间相关性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尤其体现在令状控制失灵和无罪或罪轻数据证据难以收集两个方面。应对这些困境，需要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基本价值的框架下规制数据侦查行为，加强数字正当程序的理论供给，具体体现为建立被指控人获得合理的数据推论的权利、设立司法预审制度、以及对侦查程序中的具体相关性规则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刑罚权运用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予以重新矫正。     

多发性侵财犯罪产业链及侦查对策

当前,多发性侵财犯罪呈现出产业化趋势,其犯罪产业链亟须得到公安机关重视。多发性侵财犯罪产业链具有人员职业化、犯罪规模化、链条式运作模式的特点,文章从电信网络诈骗和传统盗抢骗产业链的实例入手,分析其外在表现形式和具体犯罪行为,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利用大数据进行信息化阵地控制,运用侦查经营策略指导侦查工作,并注重侦查协作与规模化打击,从而有效铲除多发性侵财犯罪产业链。     

转变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方式的若干问题

加快转变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方式要遵循坚持正确的执法思想和执法理念、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保持检察权的完整性和依法独立行使、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实现侦查目的、有利于解决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加快转变侦查方式的具体进路上要建立渎职侵权犯罪侦查信息系统;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侦查办案一体化机制;实施专案调查;建立信息引导侦查的制度。     

浅谈现场勘查与视频侦查的结合

作为新时期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两大技术支撑,刑事技术与视频图像侦查已成为公安办案的一个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现场勘查作为刑事技术的核心,是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基础,是收集犯罪证据、获取侦查线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有效地结合现场勘查与视频图像侦查中的犯罪信息,将二者融会贯通,将成为未来刑侦破案、刑事诉讼的关键.     

论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在技术侦查中,传统权利系谱并不具备足够张力为个人隐私权提供有效保护.国家在追诉犯罪中采取技术侦查必然会侵犯、限制个人隐私权,个人需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在技术侦查中可以不受限制或者制约.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在本质上属于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它强调个人隐私权免受国家权力的不正当侵害,其运作是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技术侦查需要受到法定主义、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等方面的限制.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论互联网资源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随着互联网资源在职务犯罪案件侦办工作中所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充分合理地利用互联网资源,广泛关联相关信息,对犯罪的侦查与预防有着积极意义。而如何在信息时代摆脱收集证据时的传统思维,于职务犯罪查办攻防博弈中抢得先机,进而高效利用互联网资源,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网络赌博犯罪的网络警务研究

网络赌博犯罪作为集网络犯罪与赌博犯罪于一体的新型赌博犯罪,具有隐蔽性强、时空跨度大、监控困难、危害极其严重等特点。网络警务是公安部门对网络赌博犯罪所采取的侦查、打击、取证及使用网络技术手段等的警务活动,其重要方面是侦查。提出网络赌博犯罪侦查策略主要有从网络平台入手进行侦查,从人员到案件进行侦查,从赌资流动链进行侦查几种形式,强调刑侦、网监、技侦相结合,建立适时打击的侦查理念;针对赌客登录赌博网站,通过网络赌博集团,利用网络视频等进行赌博活动的,提出相应侦查方法;认为侦查的主要难点是传统证据固定性与电子证据虚拟性的矛盾,侦查管辖确定性与网络犯罪跨地域性的矛盾等。     

预备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行为

诱惑侦查的核心是国家作为诱惑者诱使被诱惑者实施犯罪，此种激励型侦查实践的核心在于，需要刺激犯罪的实际发生。与卧底侦查相比，诱惑侦查并不是一种对付有组织犯罪和职业型犯罪分子的专用武器，而是可以广泛利用于各种犯罪。     

试论贿赂犯罪初查过程中收集证据若干疑难问题与应对策略

贿赂犯罪初查是检察机关在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的一种极为有效的侦查方法.贿赂犯罪初查在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新刑诉法全方位地完善、修改了证据制度,并首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贿赂犯罪初查过程中收集证据的证据效力问题在实践与理论应用中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并处理好这些疑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及其法律问题

在犯罪问题复杂化与警力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预防与侦查犯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在犯罪预防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得到了日常活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情境犯罪预防、新机会理论、犯罪被害理论与死角理论等学说的支持;在犯罪侦查领域,透过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影像存录功能,侦查部门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故有必要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以法律规范视频监控系统的正确运用。     

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侦查

我国目前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现状不容乐观,网络化传统型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计算机犯罪,也不能等同于网络犯罪。对网络化传统犯罪的侦查存在管辖、定性、取证、程序等多方面的问题。完善立法,加强侦查方法和程序的研究,强化侦查协作,重视对网络化传统型犯罪的预防是网络化传统犯罪侦查的基本策略与措施。     

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应用

现代化的电子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高科技犯罪.高技术犯罪的隐秘性,使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本文首先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作为着力点,介绍了电子证据在自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又从电子证据提取的原则以及电子证据在实践中的应用入手,概述了我国电子证据在取证人员知识水平、取证程序、证据证明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未来电子证据发展在完善立法、改变传统侦查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方面的建议.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在受贿案件中的运用

受贿犯罪由于它的犯罪主体、行为特点导致此类案件在侦破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要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侦查方法有较大不同,侦破难度也更大,案件证据的特点具有单一性、隐蔽性、证据的不稳定性,需要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全面收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通过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来达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指控犯罪的目的.     

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和国家安全状况,技术侦查被认为是目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侦查实践中广泛采用的新型手段.然而,技术侦查的法律规范却与侦查实践需要极不相称,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法律规制.在法治化的界域内,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应当体现程序正当性,还要实现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平衡.     

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的重构

我国“秩序本位”的数据安全犯罪体系过于偏向“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管理秩序”,导致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保护的法益不完整,需要对此进行逻辑反思。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数据安全由数据内容价值安全、数据工具价值安全和数据本身价值安全构成。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保护的是由上述数据价值安全构成的法益群,即网络数据价值安全法益。故,在大数据时代建构起的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要以网络数据“价值本位”为核心,除使犯罪对象与保护法益之间建立起天然契合之外,还可以完善网络数据安全犯罪规范体系立法的不足之处,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论刑事特情制度的构建

刑事特情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对抗犯罪的有效侦查措施,在打击犯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通过刑事特情可以使侦查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节约侦查成本,刑事特情为侦查活动提供有利的情报与证据.但是刑事特情中的许多问题,如刑事特情能否犯罪、刑事特情的管理.刑事特情的刑事豁免等问题一直都是理论、实践和立法所关注的焦点.关于刑事特情的讨论,立法界与司法实践活动中缺乏系统的理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规范刑事特情制度为出发点,而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提供指引,使得对刑事特情的使用法律化,提高刑事侦查工作的科学性,保障侦查效益.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持续升高,加上犯罪类别和犯罪形态趋于智能化、多元化、隐蔽化,传统的侦查方式已不能打击新型犯罪。因此,侦查机关顺应时代要求发展出了新型的犯罪侦查方式,即诱惑侦查。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对此相关的具体规定,因此需要在刑事立法上对这方面进行探讨和完善。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是伴随着毒品犯罪组织越来越严密、分工越来越细致、涉及地域越来越广泛，以及由此带来的侦查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所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侦查措施，它在加强跨地区、跨国境公安机关合作，打击跨地区、跨国境毒品犯罪方面呈现出重要价值。毒品犯罪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具有特殊的性质与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原则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暴露许多问题，需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域外其他国家的做法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