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披露不实的民事责任及其立法完善

一、引言我国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证券法》明确规定了信息披露不实的民事责任。这即是该法第63条、第161条及第202条的相关规定。然而，证券法实施两年多来，尚无一例信息披露不实者依照该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究其原因，并非我国证券发行人没有实施信息披露不实行为，也非没有投资者因该信息披露不实行为受到损害，而是有其深层的经济、法律甚至观念的原因。其中之一，便与《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不实民事责任的规定有关。因此，正确理解和不断完善《证券     

证券信息公开义务违反之民事赔偿机制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规定了比较详细的上市公司若干信息披露义务及义务违反之相应规制措施。但在实践中,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意识缺乏、信息披露不真实、发布或散布虚假信息、不及时披露信息等违法现象突出,围绕信息披露环节所生的证     

论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是合同法关于在订立合同中的表见代理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该规定涉及表见代理的部分内容。鉴于我国民法尚未确立表见代理制度以及民法理论上对表见代理的诸多争论与分歧,本文拟就有关表见代理中的若干疑难问题作出粗略分析与探讨。所谓表见代理是指善意相对人通过被代理人的行为…     

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理论与实践之评析——兼论《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解释适用

恶意串通之规定系我国民法的独特创举,从私法史上看,恶意串通之规定系继受前苏联民法的结果,立法初衷在于规制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行为。然恶意串通概念用语模糊,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并与现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恶意代理制度、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等存在竞合。理论上恶意串通规定无法替代传统民法的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实务中恶意串通规则有被滥用的倾向。《民法通则》恶意串通之规定尚有补救无通谋虚伪规则之弊,然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已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的情形下,恶意串通规则已然被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完全替代,第一百五十四条继续保留恶意串通之规定解释上应回归立法初衷,仅限于规制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行为,监督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规定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法律和相关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论商标权滥用的信用规制

由于商标法律制度的局限和当前司法、执法存在的困境，多年来中国的商标恶意抢注和恶意囤积等商标权滥用行为屡禁不止。2019年4月修正的新《商标法》增加了第4条和第68条，力图从商标注册规范化的角度限制商标权滥用的可能。但这些规定的具体适用尚不明确，相关适配机制还未完善。从新《商标法》颁布之后中国商标申请数量的继续增长来看，该法的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商标权的滥用。通过对《商标法》修正所体现的立法意涵及“诚”“信”关系的辨析，发现商标权滥用其实质是严重了违背商业伦理，是一种失信行为，因此，只有对市场主体的商标权滥用现象进行信用规制才是治理该问题的治本之策。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不止为解决商标权滥用问题提出了新思路，更为解决中国社会中严重悖德行为的信用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

恶意串通行为概念的模糊性导致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在适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依据该规定所判定的七种所谓的恶意串通行为在现行法或民法理论上都可以用其他规则予以调整。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没有必要设置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一般规定,"恶意串通"仅限于滥用代理权。取而代之,应对通谋虚伪表示予以专门规定,采用相对无效的规范模式。     

试论公司收购的信息公开制度

公司收购的信息公开制度 ,是指持股达到法定比例的大股东将持股情况及变化或公司收购的信息依法披露的制度。确立这一制度 ,对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国外立法相比 ,我国《证券法》对公司收购的信息公开制度的规制仍存在不足 ,因此 ,有完善的必要。     

中国式股权众筹:法律规制与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只有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完善对股权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规制,才能促进股权众筹市场的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然而,股权众筹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仅没有作为法律基础的制度规范,而且还与《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冲突,这导致现实中股权众筹只能以各种形式的外壳规避法律限制而曲折发展,投资者在交易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合同欺诈、项目估值过高、平台"资金池"、缺乏投后管理等诸多风险。我国在发展股权众筹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美国JOBS法案,通过修改《证券法》的方式,将股权众筹纳入其中进行监管,放开对投资者人数的限制,并对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募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应当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众筹平台管理及交易制度,从而有效实现对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和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浅论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制度是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公平的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由于表见代理的发生出于被代理人的原因,故各国民法规定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上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使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从表见代理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和后果归属等几个方面对这一民法重要制度做了探讨。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一、虚假陈述的对象 新《证券法》第六十九条是在旧法第六十三条基础上增加了“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从而使信息披露的对象扩大到了非法定公开文件，这样有利于对违法行为的全面覆盖，是我国证券立法上的又一突破。     

简论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及其适用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做出规制。对该法条的理解,主要基于理论分析,并依照《反垄断法》的分类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现状,并对建设《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制度提出建议。     

简论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及其适用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做出规制。对该法条的理解,主要基于理论分析,并依照《反垄断法》的分类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现状,并对建设《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制度提出建议。     

浅谈我国证券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证券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信息公开制度和现行法律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足。为了达到信息分配相对公平，进而同时保障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双方利益的目的，作者从合理规制政府行为、建立网上信息公开、证券发行保荐制度不断规范化等各方面出发提出了改进建议．     

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领域的约谈制度——理论阐析与制度完善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约谈十条"中规定的约谈制度不是行政指导,也不是单一行为,而是多个行为的组合,部分属于行政事实行为,部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约谈可以从《行政处罚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找到法律依据。在适用约谈制度时应当防止行政裁量权滥用、完善相关程序,规范综合评估制度、加强监督和救济。     

论表见代理构成之我见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是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法律规定被代理人应负授权责任的无权代理.《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和第66条1款已显见表见代理制度的端倪,但这两提哦啊并非完整意义上的表见代理的规定,其立法本意在于因被代理人由过错,而使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合同法》第49条对表见代理做了完整的规定,肯定了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相关部分评析

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反垄断法的基本实体制度之一,属于结构性行为规制,典型地体现了反垄断法的特点。在这一制度中,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是前提,其通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份额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对这种地位加以滥用才是违法的,因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确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包括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应采取"合理原则",被指控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可以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2006年6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第三章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基本上是合适的,但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知识产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中的“避风港”规则,规定了“通知—删除”制度,但这种借鉴并不完全,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比如反通知,错误通知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处理侵权通知而免除对网络用户的违约责任制度等等.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中不完善的“通知—删除”制度往往被滥用.目前行为人滥用“通知”制度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为了矫正《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通知—删除”制度的失衡,应该适当限制“通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诉前禁令为参照,从实体以及程序两方面来规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行为.     

资本公积补亏规制中的误解及其制度根源

正目次一、我国资本公积补亏禁令历史简述二、我国资本公积补亏规制中的误解分析三、资本公积弥补亏损禁令出台的制度根源四、资本公积补亏禁令的不利后果五、结论一、我国资本公积补亏禁令历史简述我国1993年《公司法》规定资本公积可以弥补亏损,其第179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证监会相应于2001年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3号——弥补累计亏损的来源、程序及信息披露》,细化规定了资本公积弥补亏损的条件和顺序。2001年的郑百文巨额补亏事件之后资本公积补亏引起广泛     

知识产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中的“避风港”规则,规定了“通知—删除”制度,但这种借鉴并不完全,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比如反通知,错误通知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处理侵权通知而免除对网络用户的违约责任制度等等。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中不完善的“通知—删除”制度往往被滥用。目前行为人滥用“通知”制度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为了矫正《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通知—删除”制度的失衡,应该适当限制“通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诉前禁令为参照,从实体以及程序两方面来规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