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限量放权后"模仿式"地方立法困局的破解之道

修订之后的《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实施的限量放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变化,也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力求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怪圈的最新探索.限量放权的重大改革举措,虽然为地方治理经验的法治化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也使迅猛推进的"模仿式"立法转而陷入尴尬的窘境之中.切实共享立法体制改革的制度红利,实现地方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必须准确把握地方立法限量放权的初衷与要点,从注重问题导向与民意担当的高度,着眼于"为谁立法"立什么法"怎样立法"等关键问题,均衡各方利益博弈,做好配套制度变革,真正使地方立法平稳过渡与有效承接,及早摆脱"模仿式"地方立法的时代困局.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再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种民族立法自治权.它是由法律法规确认、保障和制约的权利,是民族本身固有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赋予的权限,自主地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法律或者补充法律.对于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法律还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自治权.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     

论中央与地方分权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当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正式制度主要存在供给不足以及配套性和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和修法予以解决。非正式制度方面,省级行政长官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由中央政府确定候选人,最后由地方人大以"选举"方式认可的习惯。这会造成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导致官员唯上不唯民,并阻碍了公民"偏好"真实顺畅地表达,不利于维护和保障该地方人民的合法利益。应当依法清理中央对地方的审批项目,并细化和强化相关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央官员寻租的可能性。     

主持人语

<正>区域协同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最新实践,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妥善解决特定区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中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立法问题。通过区域协同立法能够有效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博弈、弥补现有法律在地方层面的供给不足、弥合区域内不同地区法治发展的差异与分歧,对完善我国区域治理体系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之一,以     

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论地方差异性立法及其限定

地方差异性大小是处理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关系的关键因素。切入地方差异性立法的两个认知维度是央地关系和区域关系。作为地方差异性的回应，在立法制度上应当划定地方专属性立法事项和赋予地方变通性立法权。为了满足地方差异性的立法需求，在立法技术上需要匹配中央留白式立法和中央框架性立法两种方法。从国家法制统一原则要求出发，对地方差异性立法应当作出两个面向的制度性保障，即央地关系中的体系性限定和区域关系中合理差别限定。     

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大调解"制度的兴起,一方面的确能够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基层农村社会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及时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兴起的背后,实际上又折射出了整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治理逻辑.     

规范与实践的悖离——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问题及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变通的规范与变通实践的悖离,这种悖离主要体现在宪法、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制机关立法变通权,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实践中却并未充分行使这种变通权,而宪法和法律并未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变通权,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出于种种目的却大量进行着变通行为。解决这种悖离现象的主要对策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促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积极行使法律变通权,同时通过宪法或法律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一定的变通权,但应明确变通权行使的目的及范围,以限制司法机关滥用变通权。     

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变迁

我国的改革是一个中央政府主导下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增量改革的过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最终由立法所确认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制度变迁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立法模式的特殊性。     

我国经济成长的体制性障碍与对策

本文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一系列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还必须建立“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与实行市场经济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建立“有限政府”必须注意克服传统官僚体制与法治的卫突；将传统思维方式形成的模糊性法律规制过渡到强有力的法律治理；同时，必须堵塞从行政主导型向法律约束型转化过程的无序与漏洞，克服过分的行政管制追成的权力垄断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并改变因企业产权的差异而造成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立法观念。     

试论我国地方事权与财权的依法划分

依法划分地方事权是界定地方财权的前提，也是科学确立各级财政预算的基础，但目前在财税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针对地方事权的研究还尚不充分。笔者此文从基础理论入手，结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就地方事权的依法划分进行了初步设计。笔者认为．地方事权的依法划分．必须坚持政府与市场分权的原则，中央与地方政府只能合理划分的原则以及公平与效率原则；在法律对策上，则应当完善基础法律制度中有关地方事权划分的规定，加强地方财政立法，依法确立各地政府事权，尽快建立健全与地方事权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     

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意味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意味着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行政诉讼具有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法制统一、协调地方竞争、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建立起中央司法权对地方立法与行政的制衡,保障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通过审查地方政府行为和立法的合法性,行政诉讼制度可以规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确保地方竞争在中央的可控范围之内。此外,经由司法政策和具体案件的裁判,行政诉讼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资源调配的重要方式。从国外的经验观察,通过中央对地方的司法监督,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法律秩序,协调处理地方政府间的矛盾。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也为其上述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制度契机。     

突破与规制:中国立法变通权探讨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特有的权力,具有自主性和地方性等特点。突破是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应有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立法主体应在法律的限度内,以国家设置立法变通权的目的为指向,对上位法进行变通规定。对立法变通权进行规制则是保证立法变通权合法、有效行使的必然要求。     

示范性立法的逻辑与实践展开——以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为样本的分析

从地方立法的属性和目的看,地方性立法需要考虑和安顿地方性需求;但同时,地方立法也需要面对法制统一的宪法性命令。因此,对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的理解不应绝对化、形式化。法制统一原则以及立法所针对事项的共性要求,要求地方立法应考虑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协调。作为一种立法技术手段,示范性立法反映了这一统一与多样性协调的逻辑,而这一技术在实践中的展开,将有助于促进法律体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的协调。     

略论行政垄断的法律治理

行政垄断是以行政权力为后盾谋求市场独占地位的制度腐败现象，它在我国滋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善相关立法，强化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治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途径。     

城镇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法学、法律经济学方法对城镇化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关联性、城镇化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具体结构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大致原则,旨在为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寻找新的视角。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重点解读

正做到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习近平说,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介绍.上述表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提及。这次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点提及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