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冲突的化解：基于泰州市“阳光拆迁”实践的思考

为化解拆迁冲突,一些地方政府推行了“阳光拆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拆迁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阳光拆迁”作为一种新的拆迁实践仍然存在制度创新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地方政府应该牢固树立共赢理念,科学厘定补偿标准,统一规范工作规程,建设过硬拆迁队伍,以保证和谐拆迁及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于商业拆迁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法律分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所涉法律关系、拆迁程序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在我国目前的拆迁立法中,并未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进行区分,导致了政府不当干预商业拆迁,行政权力被滥用等问题。本文将对如何划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以及商业拆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进行讨论。     

公证如何为农村拆迁安置工作服务

随着城市建设“以人为本”思想的深入贯彻．在拆迁安置工作中如何坚持“阳光操作．依法管理”的原则．切实维护被拆迁农民的合法权益已显得突出重要。公证作为履行法定证明权的机构．具有监督和服务功能．由其介入到农村拆迁安置工作之中．能引导、监督各级政府和部门依法、依程序开展拆迁工作，确保拆迁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城市拆迁中的公益与私利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旧城市拆迁改造逐渐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引发的拆迁补偿纠纷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城市拆迁多因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而起，多冠以“旧房改造”、“绿化城市”为名，而政府在商业拆迁中的角色定位又往往不准确，商业性征地与公益性征地不分，     

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之行政控制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纠纷频发,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发放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整个城市房屋拆迁程序的第一环节,因此,监督政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发放拆迁许可证,可以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拆迁行为的发生。为此,在继续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的立法、司法控制的同时,更应重视行政控制。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三分之二同意”就能启动强拆吗

广州市日前公布了《旧城更新改造规划纲要》，将启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拆迁项目，涉及60万人。据说，本次拆迁的补偿标准比以前有所提高，有望与一手楼价持平。但是，关于拆迁程序，却规定了一个明显的霸王条款：如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的户数达到或超过总户数的三分之二，政府就可实施强制拆迁，或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物权法》对商业性拆迁规定的缺失及立法完善——基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

<物权法>对城市房屋拆迁做出了规定,但是对被拆迁人的保护并不够充分,未对商业性拆迁加以明确规定,应在充分界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规范政府在商业性拆迁中的作用,细化补偿问题,完善征收程序.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作为拆迁的直接依据,较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所进步;但仍未能对拆迁及补偿问题做出完善具体的...     

从“王马玲事件”看暴力拆迁中伦理失范

目前暴力拆迁事件不断频发，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伦理的失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行为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差距、城市化“帝国主义”以及行政人员权利与义务的倒置。本文以“王马玲事件”为例，针对暴力拆迁中行政伦理失范的各种表现，从政府行为、拆迁制度以及官本位思想三个方面来进行原因分析，并试图探究应对之策。     

论征地拆迁中公民参与的程序法保障——以民族地区为视角

在我国我国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另一方面又是调和开发商和被征收人利益的中间人。被征地拆迁人与开发商应处于同等的主体地位。严密的技术性程序规范可以很好的保障被征地拆迁人的权利实现征地拆迁中各方利益的公平公正。     

重庆市城镇拆迁补偿安置问题调查研究

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张,旧城区翻新改造速度加快。同时,拆迁矛盾也日益激烈,重庆市也不例外。在调查中可以发现,拆迁之所以矛盾重重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丧失了做为仲裁者的中立地位,二是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而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所凭借的"公共利益"无法做出明确界定。拆迁中,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可能达到最大化,在这个利益冲突下,只有双方互相妥协,不断协调,拆迁才能进行。这就需要确立政府的中立地位,完善"非公推定"的公共利益评判原则,建立强制拆迁比例限制原则。在不改变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完善制度和程序,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才能确保拆迁的顺利进行,社会的和谐发展。     

拆迁怪招

株连式拆迁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府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促进村民签订拆迁协议。柳园街道陈庄村四十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没有签订拆迁协议，遭当地政府通知要“开除公职”。     

农村房屋拆迁环节职务犯罪问题分析与思考

随着宝山区城乡建设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房屋拆迁逐渐成为了目前区域发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近期,我院查处了4件5人涉及农村房屋拆迁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这其中既有乡镇一级政府从事农村房屋拆迁的行政工作人员,也有参与拆迁具体工作的国企从业人员及拆迁评估人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土地性质不同等原因,集体土地征地拆迁与城市国有土地拆迁的法律依据、操作规定均有一定差异,农村房屋拆迁规范程度不高,在相关规章及具体操作机制、程序上仍存在一些漏洞,导致了权钱交易的发生,阻碍了农村房屋拆迁工作的健康发展。本文试通过对相关案件所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如何规范农村房屋拆迁工作有所助益。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新拆迁条例不能没有“惩戒”

r据日前报，新拆迁条例拟有四大变化。但比较明显的事实是，新拆迂条例对地方政府有很多“禁止”、“不得”的规定，却相对缺少明确的惩戒措施。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性质之定位

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仅存在若干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而且模糊了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政府一方面实际主导着拆迁,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拆迁人应有的法律义务。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是造成被拆迁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法律原因。法律修改的首要问题在于理顺拆迁法律关系,明确房屋拆迁的行政征收性质,依此对房屋拆迁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配置。政府作为行政征收人直接承担对被拆迁人履行拆迁程序、拆迁补偿等方面的义务。     

拆迁立法向何方

城市房屋拆迁已演化成当代中国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法律法规的“软肋”折射出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问关系的扭曲。剖解地方政府的拆迁动力，GDP政绩、土地财政、利益驱动等都是主因，在拆迁条例修订的同时，     

紊乱、失衡的政策法规“生态”环境

在我们把拆迁中所涉及的政策法律规定做一个条分缕析地梳理后．发现围绕在拆迁周围存在着一个紊乱、失衡的政策法律“生态”环境。拆迁之乱、百姓之痛、不公平的交易、评估中的黑数、司法救济的缺失、政府角色的错位、野蛮拆迁等等现象多肇因于拆迁行为与政策法律环境“生态”非良性互动．其结果是政府威望和公信力的降低、社会公共利益的减损、民怨的积累、聚集从而形成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引入公证服务保护百姓利益

近几年，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安置问题，是政府“保增长、保民生、保全运、保稳定”工作的难点问题，拆迁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影响。如何既保护当事人利益，又能确保拆迁安置公开、公平、公正地顺利进行？记者认为，在今后加快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中，让公证服务参与其中，     

纾解征收之痛——《物权法》关于征收的条款应当修订

平等保护私有财产权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征收是国家针对公民私有财产权最可能的“侵害”行为。《物权法》对于征收的规定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完全满足现实需要。在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订的同时，《物权法》关于征收的条款也应当修订，从民事基本法的层面对征收和拆迁作出区分，规定公平、公正原则为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并完善征收预备程序，最后还需对《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