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正义的三重维度

法律正义,是一个尚未被世人所确定的概念,其与法律的正义相区别,与正义、法律、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法治融入正义的灵魂,以法律正义为支撑,法治社会才能真正的建立,只有建立强健的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正义才能促使法治社会强劲而豪迈的走向未来,而正义与法律正义只有交附上法治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与法治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源于语用学转向及语用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可辩驳知识结构依赖于可辩驳思维来实现应有的价值。可辩驳思维与可辩驳性具有重要的宏观法治价值：一是推动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二是提升了法律方法的内在品格,从而导向法治的方法论时代;三是优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而整体塑造法治系统。     

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

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法律实证主义作为西方法哲学史上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是深入领会其良苦用心和精神实质的关键.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都具有批判与保守、灵活与随意、确定与僵化的两面性.法律实证主义以"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以"合法性"诠释"正当性",是对自然法的绝对性、抽象性、不确定性等形而上学固有缺陷深刻认识的结果,反映了法律实证主义深刻的问题意识.因之,法律实证主义在实践上具有更稳健、妥切、现实的品格.法律实证主义以特殊的方式理解和处理了正当性观念,它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与其说是本体论上的对立,不如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发展、补充和超越,由此二者才能共同支撑和维护西方法治文明的大厦.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比较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是两个相似却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思维是指利用法律基本概念、法律方法来对社会问题进行逻辑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为出发点,要求维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视权利为本位,以保障权利的实现为核心,让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两者虽然都推崇法律至上、都注重程序正义、本质都是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两者还存在着主体、对应概念、侧重点方面的差异。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论法律制度的修辞之维

作为一套严谨的体系,人类的法律制度既搭架在逻辑的前提下,同时也建立在修辞的基础上,所以,法律制度不仅具有逻辑之维,也具有修辞之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逻辑推论的基本前提其实是修辞,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其逻辑体系结构在修辞前提下。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法治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假设和修辞主张,而无罪推定更是法律制度体系内部修辞表达的典型例证。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但法律修辞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理论基础,并不像它在西方社会复兴时那样坚实。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遏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