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40年:迈向“全民知法,上下守法”的法治中国——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

张晋藩,1930年出生,辽宁沈阳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52年至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至今,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工...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法律和各类法律制度,涉及法律思想和法学的各个领域,同时又与史学相贯通。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制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本来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苛求古人,忽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抬高古人,无视古…     

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的回顾与展望

一新中国四十年外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形成与发展受挫阶段(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未设外国法制史这门课程,也没有这一法学学科,教学涉及到外国法制史的只是几个比较具体的领域,如罗马法、日耳曼法等。当时也出版过几本概论性质的外国法制史作品,如穗积陈重的《法律进行论》、莫理斯的《法律     

怎样学好法律史

《法律史学》是研究中外历史上各种类型法律制度和各种法律思想的内容、本质、特点及其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整个法学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学科。它划分为《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四个分支,在我国政法院系的教学计划中,这四个分支就是四门基     

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

本文详述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介绍了建国以后中国法制史学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有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古代法律体系等问题土的见解。同时强调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注意历史土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提供历史借鉴；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等等。     

评《西方法学史》

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法律史学逐渐定位于四个领域：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撇开这中间一个明显的地域遗漏（东方难道没有自己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吗？）不论，也不管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一股脑塞进“外国”这个单位有多么武断，单就几十年来制度史、思想史各自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而言，也很难说它们已经涵盖了法律史学的各个领域。笼统地说，法律史学当然是研究法律制度及法律学说的发展规律的科学。问题是“法律学说”是极宽泛的名词。它既包括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职能、内在构造及其与相关社会因…     

重写中国法制史

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 ,中国法律史学者胼手胝足、殚精竭虑 ,在近乎废墟的基地上 ,建起了中国法制史的庞然大厦 :撰写了以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为代表的著作３００多部 ,论文２０００多篇。正是在这一大厦里 ,法制史工作得以遮风避雨、休养生息 ,得以创建发明、开拓进取、逐渐形成了一支３００多人的老中青结合的朝气蓬勃的研究队伍。值此新世纪初倡言重写中国法制史之际 ,我们对这２０年中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表示由衷的敬意 !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亘久不变的发展规律。推陈出新是每一个法律史工作者在学术上夺取新的胜利…     

重写中国法制史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法律史学者胼手胝足、殚精竭虑,在近乎废墟的基地上,建起了中国法制史的庞然大厦:撰写了以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为代表的著作300多部,论文2000多篇.正是在这一大厦里,法制史工作得以遮风避雨、休养生息,得以创建发明、开拓进取、逐渐形成了一支300多人的老中青结合的朝气蓬勃的研究队伍.值此新世纪初倡言重写中国法制史之际,我们对这20年中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

中国法制史的教学首先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其次通过与部门法的比较研究,把握中国法制的历史源流;第三通过与外来法律文化的比较,拓宽学生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野。     

关于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作为法学体系中重要学科之一的法律史学,应当包括无产阶级法制史(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以及有关法律与法学的各种专史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要从经济来看法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来了解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并由此探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决定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决定其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形态和面貌。据此看中西法律和法律史的不同,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法系的形态和面貌,商品经济决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历程回顾——以数据统计为中心的考察

革命根据地法制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经历了开拓起步、稳定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在研究成果方面,法律法规汇编、论文及专著等各种形式成果不断增多;在研究领域方面,实现了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城市革命根据地的拓展;在研究队伍的建设方面,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学术梯队;在学术平台构建方面,体现了从鲜见到显见的增进趋势。     

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

在中国古代历史演进中,宋代法制的价值功能随社会经济的跃进而明显变化,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现许多文明特征。突出表现在:宋代重视法律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规制,对民众的主体地位和个人意志、私人契约有一定的认知,对民众利益的保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