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基于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

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深入探讨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需要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信任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培育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从而凝聚成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动力和纽带。     

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蕴、逻辑与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有力抓手，也是基层治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嵌入式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意蕴、逻辑机理，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权威性参与、思想性参与、责任性参与和日常性参与四种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以期未来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浅析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作用

治理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寄希望于形成一个互信互利的社会氛围。本文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义,指出居民参与对国家民主化进程,社区治理工作乃至居民自身能力的都具有促进作用。     

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机制探究

目前,无论是仅在我国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能够形成一套完备的、专门为大学生志愿者构建的社区矫正参与模式,而且现有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案例中,在矫正服务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矫正队伍本身的建设方面,都存在着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资料综述及比较探究和策划、组织以及实际参与大学生志愿者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明确大学生志愿者的定位,合理地运用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适当地改进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形式,充分地发挥大学生志愿者的作用,为大学生志愿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提供理论及事实依据,促进具体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规范机制的可行性方案的提出,促进社区矫正志愿工作逐步走向操作规范化和技术成熟化。     

浅谈环境突发事件中的志愿者应急救援体系——由地震灾害中的志愿失灵所引发的的思考

文章通过研究"雅安地震"和"汶川地震"中的志愿失灵,以及借鉴国外环境突发事件志愿者服务应急救援的体系建设的经验,探求我国在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中志愿失灵的现象及其原因,重要的是避开了志愿者日常服务的一般性研究,而是将其置于国家环境突发事件的紧急状态下,结合政府的应急管理,在法律层面重点探讨突发状态下志愿失灵问题,将着眼点放在国家环境突发事件中配合政府应急管理的志愿服务上,并且阐述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中如何预防和治理志愿失灵,让志愿服务有序、有效地参与应急救援,以期构建国家环境突发事件的志愿者应急救援体系。     

规范发展、民主原则与地方特色——我国志愿服务立法回顾与前瞻

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起步、迅速发展。我国志愿服务发展模式深刻影响着志愿服务法治化道路。志愿服务立法经历了从社团规范走向法律规范;地方立法先行,未来将实现全国立法的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志愿服务地方立法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已不能适应志愿服务的发展。社会呼吁志愿服务规范化、法治化。从志愿服务法治化的已有路径分析,在志愿服务立法新阶段应该坚持民主原则、突显地方特色。     

规范发展、民主原则与地方特色——我国志愿服务立法回顾与前瞻

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起步、迅速发展。我国志愿服务发展模式深刻影响着志愿服务法治化道路。志愿服务立法经历了从社团规范走向法律规范;地方立法先行,未来将实现全国立法的自下而上的立法模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志愿服务地方立法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已不能适应志愿服务的发展。社会呼吁志愿服务规范化、法治化。从志愿服务法治化的已有路径分析,在志愿服务立法新阶段应该坚持民主原则、突显地方特色。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积极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为全面落实《四五普法规划》,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今年,余姚市将在西北街道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法律进社区”工作。此项工作以服务社区建设、规范社区管理、参与社区服务和保障社区稳定为宗旨,以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为切入点,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和民主意识,全面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为全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法律进社区”活动以广大居民群众为服务对象,以点带面,突出重     

徐州市鼓楼区铜沛街道办事处普法办与普法志愿者签订协议书

为了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通过志愿服务方式参与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徐州市鼓楼区铜沛街道普法办向辖区内、，的普法志愿者提出倡议，自愿无偿地参与社区的普法宣传工作，会上该办事处普法办负责人与普法志愿者——签订了普法协议书。     

现阶段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对策研究

社区民间组织在补充政府职能、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发展社区民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应当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的认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居民社区参与机制、增强社区民间组织的自身发展能力。     

96156社区服务律师志愿团成立暨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2006年12月5日,“96156社区服务律师志愿团成立暨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举行。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的有关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并发表了讲话。96156社区服务律师志愿团由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与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组建,向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律师志愿团首期招募了志愿律师100名,并确定婚姻家庭、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争议、商品房买卖与房屋拆迁、城市规划与市容环境五大服务主题。律师志愿团建立统一注册登记、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和回报、考核奖惩…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性因素

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居民的弱参与问题日益凸显,它被多种结构性因素形塑成一个特殊场域。在中国这样一种传统习俗与现代思想共存、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社会结构中,充满焦虑的脱嵌社会弱化了自由人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观意愿,互不相关的邻里关系又进一步消解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场域。在此逻辑起点上,阶层文化生产实践下的阶层区隔、品味文化多样性与公共文化供给单一化的结构性矛盾,又勾勒出这个场域的空间结构。在此空间中,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制度文本的多重缺失以及在制度实践中的执行不力,使得社区居民对文化活动的弱参与在制度上被进一步固化。因此,在这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下,阻隔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因素异常坚固,而破解这些因素正是解决当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存在问题的关键。     

政治参与影响健康吗?——来自集体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政治参与对健康的作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论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分别从集体和个体层面考察了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体层面上,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如基层选举、社区参与)对社区人口健康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对社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负效应会因社区公共品供给增加的补偿机制而相应地减弱。个体层面上,体制内政治参与(如社区参与)有利于居民的自评健康,体制外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则不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二者均通过"自我效能感"发挥中介作用。论文验证了政治参与的"心理赋权"作用,其"工具性"作用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在社会转型期,为了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应引导更多有实质性意义的体制内政治参与,减少体制外政治参与。     

企业型单位社区演变趋势的实证研究——以四川泸州L社区为例

本文选取了四川省泸州L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型单位社区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认为单位社区这一形式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其社区居民高社区参与意愿和高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实现。     

搭建服务平台 创建和谐家园 武汉市推行社区律师制度

正【记者手记】2013年以来,武汉市司法局在认真总结前两年全市律师事务所与司法所开展"所所对接"以及部分城区试行"一社区一律师"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在全市推行社区律师制度,组织律师进社区,就近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法制宣传、参与矛盾纠纷调解。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88个社区配备了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接待居民群众法律咨询18万人次,开展法制宣传890     

蚌埠两级法院 聚焦“小事”书写为民服务“大文章”

“社区干部的能量再大,也替代不了法官。法官为推进法治社区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安徽省蚌埠市菱湖社区书记刘芳竖起大拇指。4月9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6名法官走进菱湖社区,开展“半日法庭”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整个上午,法官接待了30余位居民,回答了近百个法律问题。     

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下的农民参与"新农合"分析——以内蒙古姚村为例

以往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研究缺乏从农村社区治理视角的分析。以内蒙古姚村农民参与新农合为例,从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这一视角分析农民在参与新农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由宗族型向由自治组织型的转变中,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决策制定、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掌控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依附、自我管理差的不足。加速自治组织的完善,克服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提升农民社区参与程度,才能保证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