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协商民主与正义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协商民主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协商程序对于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正义是政治生活追求的目标,交往权利是正义实现的基石;协商民主过程是实现正义的理想形式.哈贝马斯的民主观和正义观拥有共同的理论来源--交往行为理论,共同的实现方式--理性商谈,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诉求.     

"第三种"民主模式——哈贝马斯协商民主观剖析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对二者进行调和,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即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这是一种以交往、话语为基础,以协商程序为核心的民主模式,它把制度化民主的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归结于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形式.这一民主模式虽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对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政治权力配置的时空维度分析——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框架

分析一种政治制度,需要把政治权力配置方式和政治权力运行方式加以区别,前者涉及的是如何分解政治权力、设置国家机构以及如何实现政治权力人格化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主体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政治权力配置方式是一切政治制度建设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它沿着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展开.这种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思路,可望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提供一种分析工具.     

论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

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权力制约的目的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才能实现,主要有权力主体的道德自律,权力的外在制度制约和实现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将公共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体制下才不至于使掌权者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     

论权利制约的有效途径

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权力制约的目的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才能实现,主要有权力主体的道德自律,权力的外在制度制约和实现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将公共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体制下才不至于使掌权者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     

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及其反思——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一种考察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认为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要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商谈理论作为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然而,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都有其内在局限性,因此,反思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深入研究协商民主的前提.     

论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个社会是否具备运行良好的公共领域是它能否顺利进行民主协商的关键。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共识和去中心化。哈贝马斯主张共识型公共领域,塞拉·本哈比、艾里斯·扬支持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则提出了主流公共领域与"庶人反公共领域"的并存。这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价值,好的民主治理既需要去中心化的公众舆论,也需要总体的妥协和共识。它不仅要求公众进行理性对话,而且要求公众意见能够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权力、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新型"三权分立";詹姆斯·博曼则主张一种充分发展的宪法权利体系是成功协商的必要条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约与监督新视角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民主政治中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它是权力有效制约与监督的前提,是党预防和惩治腐败、实现执政为民的重要保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要以构建有效的教育、监督机制、科学的权力配置及相关的体制改革作保障。     

政治民主与政府廉洁

政治民主的发展必然促进政府廉洁,政府廉洁又必然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在当代中国廉洁政府建设中,重要的在于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民主建设的实质是健全和完善民主授权、用权和监权的机制。只有真正解决好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来源、用权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及民主监督权力的问题,才能切实解决有效保持和实现政府廉洁的问题。     

权力腐败: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

权力腐败,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权力商品化是掌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商品,用来进行权物、权钱、权色、权权交易,从而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权力资本化是指权力在社会生产、流通领域中采取资本的形式,获取私利。权力市场化是指掌权者利用公共权力控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为自己和少数人谋利。     

论政治价值的实现

政治价值的实现即主观形态或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成为客观形态或实然形态的政治价值,至少需要在选择民主政治制度、制约政治权力机器、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等方面来努力推进。第一,在确认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政治价值的"最不坏"的制度载体的前提下,需要从根本政治制度体系、完善具体政治制度机制与操作程序、强化民主政治制度运行实践等方面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需要从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公民社会的外部制约、公民权利的价值制约等方面制约政治权力机器。第三,需要从培育先进政治价值体系,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不同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寻找培育先进政治文化的合宜路径与合宜方式等方面培育先进政治文化。     

从哈贝马斯的权力理论看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话语基础

政治权力在现代和当代社会中有多种构成成分。其中行政权力要取得合法性当以交往权力为基础,后者还可以过滤社会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不法渗透。交往权力来源于公共领域。     

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逻辑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政治参与形式反映民主本质。我国政治参与与西方政治参与之间的差异及与民主性质的关系,是准确认识我国政治参与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回答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在代议制下,民主真实性的实现以及民主程度的提高,需要被治者和治者两方面达到内在一致性：一方面,被治者享有介入政治生活的政治权利,通过广泛有效的政治参与提升参与政治事务的素质和能力,促使政治权力提高公共性;另一方面,治者运用政治权力,须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促进社会各群体的协作、提高社会共同体关系为目标。西式民主消极对待治者的自律因素,“高成本、高能耗”的政治参与活动无力破解资本把控国家权力的民主本质;人民民主强调治者自我约束的重要性,探索发展治者自我约束和被治者通过政治参与外部约束并重的民主体系,在机制上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在效果上实现了真实有效的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权力腐败的治理之道

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权力腐败的治理之道。从内在机理上看,党内民主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治理权力腐败的重任,主要是根植于民主与权力、民主与公开、民主与监督、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权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这些逻辑关系在党内层面的呈现。党内民主治理权力腐败的政治生态建构,应着力关注"实现党内民主理性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提升党的民主化"等关键变量。以发展党内民主治理权力腐败,必须在建构科学配置党内权力的分权格局、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体系、推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健全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等方面明晰主要路向。     

论健全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目标的重要措施。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构建高效的民主政治。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在新加坡的双赢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是对立统一的。本文以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关系为视角,分析了二者在新加坡政治体制下的双赢运行机制,以及这种机制是如何既保证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实现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国家政治稳定,又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的有效实现,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团结和谐。同时探讨了这种机制的成功运作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启示。     

让县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尺之一是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透明度越高、公开面越广,政治环境越民主。权力运行一旦公开透明,一切的过程和结果便处在人民群众监督的视野范围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阳光＂政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方向。     

交往理论视野中的公共权力

作为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是由交换的不平衡形成的，公共权力就是人们用以实现交往和扩大交往的重要发明之一，在公共权力的控制与引导下，人们得以通过合作实现更崇高的理想，施展更宏大的抱负。     

经济学视角下政治权力平衡分配问题探析

政治权力的分配,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政治家玩弄权术,施展手腕,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在政治家看来,它是权力平衡,兼顾各群体利益的结果;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则是政治家追求个人或政党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对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果,可谓是见仁见智。在民主国家,     

法治视野下的权力监督

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共权力的运作必须符合主权在民的要求，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与人民意愿的冲突和背离却一直是难以摆脱的困境，法治的诞生使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开拓了新的历史进程。法治开启权力的理念之门，法治是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核心，法治蕴涵着权力监督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