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岁月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委员制度对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委员制度几乎是伴随着人民军队的诞生而形成的，在过去80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失误和教训。梳理这一历史，对我们进一步加深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认识，更好地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政工制度的变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一直实行双首长制。指导员、党代表与政治委员,名称虽不同,实质都一样。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每一阶段的政工人员与军事长官对红军事务进行决策的权限亦不同。政工人员在红军中的职权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军事长官,到与军事长官平等,再到超越军事长官的过程。红军政工制度不仅避免了军队中的"一人化"领导,防止了红军的"军阀化",而且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降低了军队叛变的几率。     

27军首任政治委员刘浩天

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名单上,刘浩天是一位军政兼优的卓越指挥员。他16岁加入共青团,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补充师政治部科长、红1军团连长,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政治部副主任、胶东军区教导第2团政治委员、北海军分区政委兼中共北海地委书记,胶东军区第5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政治部主任、政委,第三野战军第     

我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历史考察

政治委员制度是我们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一项根本制度，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起来的科学制度。其历史沿革可以分以下阶段。     

杨得志和他的历任政治委员搭档

正杨得志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一生为人襟怀坦荡,豁达大度,善于团结同志。在不同时期3次给杨得志当过副手的杨勇曾深情地谈到:"凡是和杨得志同志在一起工作过的,没有搞不好的。"回顾战争年代,杨得志同历任政治委员搭档都能密切合作,较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更为难     

红军的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在江西的历史实践研究

红军的政治教育制度的形成始于其在江西的历史实践 ,而其初创则是对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反思与总结。在军队建设中 ,强调党的领导作用 ,提倡民主主义 ,重视政治训练成为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它的形成保证了红军的革命精神 ,使红军成为革命的熔炉和民众运动的酵母 ,因此可以说政治教育制度是红军力量的源泉。     

王振乾为何能两次首任军政治委员

笔者在撰文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军长时，有一位政治委员的名字让我非常感兴趣。他既是解放军第五十三军首任政治委员，又是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首任政治委员。我脑海里曾冒出“难道是同名同姓”的疑问，觉得一个人不可能首任两个军的政治委员。但调阅档案资料后，发现原来确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半生光阴都在和起义部队打交道的将军王振乾。     

中共建军初期对红军建设的探索

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对红军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始了探索。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专门谈及红军建设的有关问题。本文仅对红军编制、兵役制度、红军党组织和政治委员的设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指出通告中中共中央对红军建设的许多设想脱离实际,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没有机械地执行这些制度,而是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式加以改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中党的组织制度的变迁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红军中党的组织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普遍建立党委制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红一方面军为参照系，党在红军部队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关于红军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下）

关于红军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下）陈伙成六、关于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确立问题所谓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党在军队中建立的进行政治工作的制度。它的内容是：团和相当于团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员会，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建立基层党委员会，设政治教导员；连和...     

萧劲光：化“剿共”主力为红色劲旅

1931年12月14日,在赣南宁都发生了一个大事变: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断然发表声明,宣布加入红军,反蒋抗日……由是,担任红校校长不久的萧劲光,接受新的使命,前往起义部队出任政治委员,开始了艰巨、复杂而又细致的政治工作。     

古田会议与制度治党——基于“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历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党建理论不仅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也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虽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治党概念,但通过对古田会议更为宏观的"二元结构"制度背景的历史考察,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古田会议提出制度治党的历史语境及其深刻意涵。     

红军政委陈阿金二三事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中央革命根据地全红县之一。在距广昌县城南面驿前镇70华里处的高山松林中，静静地躺着一位红军烈士，他就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同剿”中英勇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原红三军团红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     

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少将(下)

正金如柏:只要让我革命什么都可以忍受金如柏(1909—1984),江西永丰人,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八路军358旅政治部主任,解放军13军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1933年,金如柏任湘赣军区红军独立3团政委。1934年初,国民党派重兵企图吃掉几个红军独立团。金如柏奉命率部跳出新淦地区打游击,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撤掉了团     

军政兼优的开国中将卢胜

陶勇这个名字在我军历史上无人不知,不过他在战争年代有一个好搭档同样大名鼎鼎,这就是卢胜,一名从红色娘子军诞生地海南岛走出的开国中将。卢胜是闽粤边红军的重要骨干之一,曾任团长、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组组长等职。他军政兼优,善于政治工作,一生征战南北,多次负伤,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立下不朽功勋,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制度、制度绩效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联

制度、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着双重路线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制度始源于人有目的的行为设计；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既孕育于制度之中，又对制度起着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制度绩效；制度决定着制度绩效的走向，制度绩效发展的快慢受到了社会资本的影响。     

邓华:主持反登陆作战名垂军史

邓华(1910.4.28~1980.7.3),湖南彬县人,红军岁月里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场上担任过兵团司令员,成长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抗美援朝时,他历任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唯一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全程的志愿军首长。当时,志愿军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曾多次表示过,“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     

名战邓华:主持反登陆作战名垂军史

正邓华(1910.4.28～1980.7.3),湖南彬县人,红军岁月里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场上担任过兵团司令员,成长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抗美援朝时,他历任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唯一亲历抗     

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余立金,1912年出生,湖北大冶人,1927年参加红军.历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赤胆忠心,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阴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使他遭受了残酷迫害.     

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袁升平

正袁升平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从班长干起,最后升任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和支队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斗、黄土岭战斗等。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辽吉军区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第12纵队政治委员、第40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四平攻坚、围困长春和辽沈、平津、衡宝、广西、海南岛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和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归国后,袁升平先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