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法治主义”

从法治主义发展线索及其基本特点,可以预见法治主义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强调法治主导的同时,必须超越法治主义.同时,对法治主义的超越,一方面要以习惯法促成生成社会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要以一套自然法意义上的,综合社会主义、社群主义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价值的公平原则,指导、评判、补正"实在法"和非法律的社会规范,以实现良好社会治理.     

超越“法治主义”

从法治主义发展线索及其基本特点 ,可以预见法治主义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强调法治主导的同时 ,必须超越法治主义。同时 ,对法治主义的超越 ,一方面要以习惯法促成生成社会秩序的形成 ;另一方面要以一套自然法意义上的 ,综合社会主义、社群主义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价值的公平原则 ,指导、评判、补正“实在法”和非法律的社会规范 ,以实现良好社会治理     

评“新公共服务”

一“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之争,其实质是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之争的历史延续,前者重视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后者关注效率。作为宪政主义的延续———新公共服务,主要的理论内容如下:(一)理论基础。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理论以及组织人本主义和公民对话理论。1.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倡导更为积极的和更多参与的公民权。桑德尔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会更积极地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之中。他们会超越一己私利,把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公共利益。金霍斯迪…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体系。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白,这一思想就是用弗洛尹德主义关于本能结构的心理分析学说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历史分析,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以弥补二者各自的不足,还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本来面目,实现“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重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父”。实际上,他们是用弗洛伊德主义和他们的所谓“社会批判理论”来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并皮之纳入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全球化与文化冲突

全球化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导致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化冲突，全球化引发的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冲突，普遍主义与个别主义的冲突，化霸权与民族化的冲突。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剧化的这种冲突与对抗。所以，我们要以一种超越的视野来整合各方面的因素，重建化认同，促进化合同交流。     

请读《人间正道》

为什么我们党能一次次地创造奇迹?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光明的前途?为什么要以政道超越政体?为什么要以人民社会超越公民社会?由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的《人间正道》一书,就此给出了答案。     

论西方法治主义传统的借鉴价值

(一)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一般与人治对立.但二者的体制性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律、法制,而在于是否遵循贯彻法治主义精神.从世界文明史说,法治主义的理性精神起源、发展于西方,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不断完善.笔者认为,西方是法治主义的先行与持续弘扬者,其法治主义思想应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其可为我用的借鉴价值.……     

法制与法治——对我国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思考

一、法制与法治的概念及演变过程西方社会中法治与法制的表述一致(ruleof law)可以通用,而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的广泛自由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视角:基于内部多元主义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加速转型,公共部门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源性弊端,即内部多元主义倾向。这种内部的多元主义不仅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制度运行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裂化,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因此,扬弃和超越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困扰,建构一种服务型的、整体性的新型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历史任务。     

关于廉政与宪政关系的思考

廉政建设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是当代行政改革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要明确廉政与宪政的关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廉政和宪政.关于宪政,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的观点是:宪政是指人类创设的控制公权力行使,保护公权力相对人权利、自由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包括规范公权力授予、公权力分配、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制约、公权力运作、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控制、对公权力相对人的救济的一整套规则、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着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麦考米克(McCormick)教授指出,"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它要求任何社会的中心价值必须是人格尊严."麦考米克(McCormick)教授在他的的一篇论文--<宪政主义>中非常精练地解释了宪政主义这个词的含义,尤其是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它和宪法及宪法文本主义的区别、它和民主主义的微妙关系以及它对于政体设计的现实含义.本文以对廉政与宪政的关系分析为基础,力图说明廉政之要在于廉制、廉制之本在于宪政,而且必须以宪政精神建设廉政.基于严密的选择逻辑和一定的政治学、法学知识对廉政建设给出的理性建议有1.以法律手段改革现行廉制.2.大胆制约权力,健全廉政法制.3.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理论

“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党建方面,也作用于法治建设之中。传统的规则中心主义法律理论只注重法治的形式正义,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多元的利益需求,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三个代表”思想使法治建设在构造“最终目的的伦理”的同时,更充满了“责任伦理”。要在实际中做到凡事都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标准,就必须扩展法治思维,使法治目标更具开放性和普遍化,对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及其形成因素要有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更具现实意义的解决手段。法律文化以人为本。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科学精神是法治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素质。法律文化建设应当围绕“三个代表”的总体要求进行。     

和谐理念与宪法的融合

在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时代强音,是党和人民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宪法权威的树立及其实施保障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大重点。众所周知,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有社会活动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而在众多的法律中,宪法是最高法,是法之法,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宪法来保障。一个是社会发展重心,一个是法治建设重心,两者应当在统一中求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就是要以宪法促和谐,以和谐理念来发展宪法。     

认真学习贯彻宪法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深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宪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学习宪法,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要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为契机,增强宪法意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请读《人间正道》

为什么我们党能一次次地创造奇迹？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光明的前途？为什么要以政道超越政体？为什么要以人民社会超越公民社会？由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的《人间正道》一书，就此给出了答案。人类历史就是不断挑战一应战的历史。《人间正道》一书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善于应对挑战的执政能力，包括：     

“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新态势的认识评析

“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作为一个霍查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高度关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和呈现的新特点,全面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危机表现,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斗争新特点和社会思潮极化现象,全面审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冲突。“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变”与“未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但其理论主张本质上仍未超越霍查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从法治角度审视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方面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理念,其主要表现为:社会等级观念,官民关系中的“官本位”思想,“重德轻刑”的治国方略,重义轻利的“义务本位”观,以及“性本善”的人性哲学等等。这些思想文化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平等、自由、人权、权力制约的精神有着较大差异,在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当时时加以检视与超越。     

超越“有为—无为”: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审视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了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到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过去“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结构将被多元网络治理结构所取代。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摒弃“六种主义”争当“品位干部”

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极端主义”、“庸俗的消费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和“功利的实用主义”，在社会民众中占有相当的市场，都有活生生的实例。这“六种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航道，是茫然无序的社会病症。作为领导干部，要自觉摒弃“六种主义”，争当“品位干部”。     

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     

法治政府建设与"部门主义"问题之解决

部门主义是长期困扰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法治政府建设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可见,部门主义问题的解决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