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中的变与不变——蒋介石的苏联认知与对中共问题的因应(1937～1940)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德意日结盟,蒋介石对苏联的认知影响着他对中共问题的因应。苏德缔约前,基于苏联援华制日及苏日地缘政治博弈,蒋介石逐步淡化对苏联长期持有的疑惧敌视心理,臆断苏联"为己不能不助我",并且视中共为阻碍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德缔约后,蒋介石疑惧敌视苏联的心理被苏联反复无常的行为重新激化,逐渐演成"苏联阴谋"的新认知,并形成了将中共问题和"苏联阴谋"挂钩的思维与决策模式。在德意日结盟之前,蒋介石在应对中共问题时深受这一思维与决策模式之影响。无疑,置身危局中的蒋介石在调整对战时苏联因素、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具体认知之同时,并未根本改变其对苏联之疑惧敌视心理,与对中共的敌意。     

《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国民外交

1941年,中日战争僵持之际,苏、日两国于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签订,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民众也没有置之度外,纷纷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民众舆论的配合下,中国政府经过交涉,终于弄清了苏联签约的真正意图,明确了以后的外交方向.     

浅析《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原因

《苏日中立条约》是二战期间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一个举世震惊的条约。这个条约是苏日两国长期对抗与妥协的产物 ,也是粉碎英美“绥靖政策”的需要 ,是离间法西斯轴心国联合进攻的需要。此外 ,中苏两国关系迅速降温加快了条约的出笼。条约的签订虽然转嫁了苏日矛盾 ,改变了日本的侵略方向 ,但是它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抗战的热情 ,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情感 ,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 ,客观上加速了美蒋联合的步伐     

三次“武装保卫苏联”与中共独立自主道路的探索

共产国际根据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向中共三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共指导革命实践的政治策略也随之经历了三次显著性的变化,即舆论造势、示威游行逐渐向民族主义进行转变,并呈现水土不服、不合时宜、愈加独立自主的特点。这一清晰的历史变化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将尊重、服从共产国际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历史选择,这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一批骨干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以此推动中国革命发展。苏联也希望通过对中共干部进行培训来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应对日本的威胁。这一时期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主要有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东方大学合办的短期军事速成班,学员范围涵盖了中共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这一时期的留苏教育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支援了中国革命,同时也存在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国情、师资严重缺乏等问题。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日苏三国关系的演变

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的重要国家,中日开战,势必引起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与中日两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除美国、英国外,便是苏联。中日开战必然牵动苏联,波及中苏关系和苏日关系,三国关系的演变又反过来对战争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试论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苏三国关系的演变》对此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颇有见地。     

苏联与中国内战的爆发

中国内战的爆发与苏联对国共双方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苏联明里支持国民党,但暗中却不与国民党合作,致使国民党在美苏之间由表面上的中立最后完全倒向美国,毫无顾忌地发动旨在武力消灭中共的战争;另一方面,苏联为一己之利压制中共,但暗中也给予了中共有限的援助,这既使中共坚定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也使中共增强了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国共双方,一方敢于发动战争,另一方又无所畏惧地应对战争,战争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史上的一个悬案,一般认为中共没有从苏联直接得到武器援助。但根据现有档案和有关史料,抗战时期苏联确曾根据中共要求,秘密援助过机关枪、步枪、炮弹、手榴弹、子弹等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多地与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纠结在一起。与苏联给国民党的大量军援相比,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数量上很少。同时,与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相比,武器援助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之所以如此,除苏联和共产国际自身存在一定困难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联的对     

文论辑萃

海外舆论评说1992中国经济一,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海外舆论对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改善表示高度赞扬。邓小平今春南巡讲话和中共14大文件受到世界各国朝野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中国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分重视,表现了强烈的兴趣。有些海外报纸认为,“中国人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出于国际主义援助和确保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双重目的,在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同时,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给以援助,包括提供了140余万美元的财政资助,制订了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通过开设医院、提供急需药品和安排干部赴苏治疗来改善中共的医疗卫生状况,在苏联国内和中国的新疆建立政治和军事院校为中共培养人才,等等。苏联的援助对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米高扬访华中的李敦白事件

1948年末,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苏联和东欧等国颂扬中共独立自主取得的中国革命成就,激起斯大林的妒忌与不满,怀疑毛泽东要走"铁托路线",摆脱苏联的控制。1949年春,美国抢先于苏联宣布拒绝参与调停中国内战,斯大林又怀疑中共中央机关里的美国人泄了密,于是,决定逮捕斯特朗,并命令中共逮捕在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以考验中共对自己的忠诚度。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共不得不违心制造了李敦白冤案,此事件体现了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微妙关系。     

苏联与东北抗联的后期抗日斗争

中苏两国边界相接,东北抗联从建立之初就与苏联相互支援。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直接导致苏联境内东北抗联部队停止向东北派遣队伍与日伪军作战,使抗联将士不得不长期留驻苏联境内。这在客观上也让抗联得以暂时避开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日伪的残酷"讨伐",使得抗联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避免更大牺牲。留驻苏联境内的抗联队伍,进行野营整训,成立教导旅,同时派遣小分队前往中国东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为苏联提供宝贵的军事情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联部队直接参加了苏军对日作战行动,是苏军有力的配合者。本文试图从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相互合作的角度出发,探讨东北抗日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的后期斗争,阐述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两大政策分歧

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与毛泽东代表的中共在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政策分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和历史进程。毛泽东与莫斯科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二是抗日战争胜...     

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机构与中共关系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为例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苏联情报机关在上海活动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关系,它们主要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服务,同时也给予中国共产党很多帮助,包括传递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信息,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向中共交付援助经费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1948-1949)北大核心CSSCI

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浅谈苏联出售中东铁路的原因及影响

苏联于1933年正式提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几经谈判,1935年3月,双方在未经中国认可的情况下,正式签订《苏满关于中东铁路转让协定》,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究其原因有:为了维护自身远东地区稳定,中东铁路经济及军事地位下降和旧中国外交的软弱等。这虽然暂时缓解了苏日两国的矛盾,但造成了中国主权的破坏与领土不完整,造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恶劣后果。     

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对苏联模式态度的深刻检讨

本文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和对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态度的破除两方面,说明并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反思苏联模式,深刻检讨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产生积极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延安的中共领导下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对帮助中共渡过难关、成长壮大、发展势力,从而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是否有利于苏联利益是此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援助的重要出发点。     

不尽和谐的奏鸣曲——论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关系

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关系比较复杂。意识形态既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又是存在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有过相互支持,但也有深刻的矛盾。苏联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存有偏见,习惯于以教条化的态度审视中共的性质,对中共在党的建设上的创造精神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评估。中共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勇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表现出一个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精神。双方意识形态关系总体呈弱化趋势,其隐含的必然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原理,只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体现其生命力。     

试论中共早期对外政策的特点

1921至1935年是中共成立并逐渐发展的阶段,对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本文试图分析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三个特点:首先,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其次,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中,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并且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在处理中苏矛盾时,中共对苏联政策具有苏联利益中心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