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结构—过程”范式下治理重心下移的运行机制与调适策略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以治理重心下移来夯实"中国之治"的基层根基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治理重心下移更是被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将治理重心下移置于"结构—过程"范式下进行深入分析,其运行机制呈现出这样一个过程:国家层面上推进的治理结构的重塑规定着治理过程,主要表现在为治理主体设定行动框架和提供治理资源,进而影响其治理行为,治理行为的核心是权力配备、资源配置、权力行使以及主体互动等,而治理行为的规范与否又反过来维持或冲击着原有规范意义上的治理结构,只有治理行为与治理结构不断相互调适和优化,才能最终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因此,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时,还需要辅以坚持适度原则、尊重地方差异、培育基层能力和优化监督方式等调适策略。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当前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困境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基层治理碎片化、政府治理的条块分割和治理体系内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上海市徐汇区以党建引领片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单元、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等4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强化资源要素在片区整合，构建“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立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未来应在探索党建引领的工作机制、片区融合发展、治理机制范式创新、打造功能性枢纽平台上进一步推进片区治理创新发展。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加强社区建设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治理经受严峻考验,也暴露出一些短板。随着党员“双报到”制度的逐步落实,社区治理力量得到快速补齐,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统筹能力不足、办法不多。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宣传、动员党员。     

从抗疫斗争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化新要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总结抗疫斗争实践及其新鲜经验,坚持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重心下移夯实治理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治理合力,依法治理和协商治理相结合,加强科技支撑提升治理效能,必将有助于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让“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市金元社区考察调研时,对社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做法给予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之以恒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送项基础性工作,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探索微综合体“四联四共”工作法,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效能

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积极构建“小区党支部引领,业委会示范带动,小区党员、物业公司和居民主动参与”的小区党建管理服务体系,西宁市城东区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为主线,以提升居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打造育才路社区党建“微综合体”, 探索创新“ 四联四共”工作法,不断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效能的倍增效应。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福州市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电子信息产业是福州的支柱产业,抓住新机遇,促进物联网产业的跨越发展,是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推进福州跨越发展的关键。福州的物联网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福州应瞄准未来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把物联网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