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革命的“傻子”

春宵灯下,我面对着雷锋同志那双目炯炯、凝神远瞩的肖象,不觉耳边又响起了他那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子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傻子”礼赞

“傻子”。是对人的一种贬称。既是贬称，还有人愿意当“傻子”吗?还别说，真有人愿意当“傻子”。雷锋同志就曾说：“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74岁。"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     

网吧起火 人命危急 老板堵门收费放人

“杀一个‘人’得300分，我今天杀了三个‘人’得900分。”“你那算什么，我半个小时就杀了20多个‘人’呢!”这是记者近日在成都乘坐4路车时偶然听到的一段话，三个学生正眉飞色舞地交流着“杀人”的经验。经询问，才清楚他们谈的是一款电脑游戏。     

正名

日落苍山的黄昏，我端坐在书桌前，翻看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问名》：“日升月沉，许多年后，在中国，开始出现一名叫仲尼的人，他固执地要求‘正名’，他几乎有点迂，但他似乎预知，‘自由’跟‘放纵’，‘爱情’和‘色欲’，‘人权’和‘暴力’是如何相似又相反的东西...     

大老板当小“村官”的“重庆旋风”

“我到垫江石岭村当‘村官’，就是为农民打工，不要工资，也不拿一针一线!”2008年1月，亿万富翁刘群成为重庆首吃”“老板当‘村官”’螃蟹的人。     

小三轮联起了大市场

短短几年时间，五原县和胜乡马双寨就从一个有名的贫困村变成了全县第一个电话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６０元，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３６０元。近几年，马双寨的名声大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地客商和各级新闻记者，村民们自豪地说：“就是脑子活泛点儿，三个轮子的‘嘣嘣车’跑的勤了点儿。”改革开放以来，和全国的农民一样，马双寨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告别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寒冬腊月没鞋穿的历史。但是摆脱贫困困扰的广大农民如何实现向小康的跨越？看着全村仅有的一台１２英寸黑白…     

无悔的追求——记新四军老战士楚青

楚青，原名詹永珠，参加新四军后，为防止家人受到牵连，改名为楚青。提起改名的事，楚青曾回忆说：“这个姓还是粟裕给起的呢！那天他在纸上写了一二十个姓，让我挑，我认为‘王’姓、‘李’姓什么的，太多，就没有选，看到这个‘楚’字，觉得上口，就选做自己的姓了。为此，粟裕还开玩笑地说，小詹啊，你上当了，我的家乡湖南属楚国，你就是我们家乡的人了。”     

与“三”结缘的解放军第六十三军首任军长郑维山

郑维山的一生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生病住院时对护士风趣地说：“我这辈子不知为什么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过了三次雪山草地，三次与红军主力会师，当了三纵队司令员，三次进军大西北，打了三只‘老虎’（即陕军的‘王老虎旅’、傅作义的‘虎头师’、抗美援朝时南朝鲜军的‘白虎团’）。这次住院恐怕又要打三大战役：核战争（放射治疗）、化学战（化疗）、细菌战（预防感染），我要主动配合你们治疗，争取打个大胜仗噢!”     

新闻理想的弱化与强化

“新闻理想？我刚来的时候有过，什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啊，什么；‘针砭时弊’啊……现在早已是一个‘老油条’啦。谈新闻理想，去找那些还在新闻学院学习或者刚刚踏进这个行当门槛的年轻人吧。”与一个摸爬滚打了10年多的老记聊此话题时，这位前辈如是说。     

筑牢心中的“警戒线”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钱是赃款!早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打死我也不敢收。”“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各种诱惑时，必须慎对‘小意思’的感情投资、慎入‘小圈子’结党营私、慎进‘小场合’饮恨失足、慎耍‘小聪明’误事害己。” 这是两名已经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贪官痛彻心扉的忏悔。他们之所以失足落水，就是因为在种种考验面前，“警戒线”没有发挥警戒的作用、丧失了“把握住自己”的能力。     

“拼爹”游戏的流行语：炫权挑战社会公平正义

“我爸是李刚”式流行语将社会转型期“二代”问题展示在公众面前——“拼爹”游戏，该不该恨爹不成“刚”？“在幼儿园抢凳子，有人说‘我爸是科长’；在小学欺负同学，有人说‘我爸是主任’；在中学抢女同学，有人说‘我爸是处长’。”中国之声《央广新闻》的一则报道，     

邓小平对毛泽东民主监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民主监督”问题的提出１９４５年７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陆天明：主旋律就是人民心中的旋律

“深圳的成功有多少喜悦又有多少忧伤？我想把这些都真实地‘装载’在我的小说里。小平同志当年说‘杀出一条血路’，这是真话，更是肺腑之言。”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著名作家陆天明写出了新作《命运》。“深圳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小说封底，陆天明深情地写道。     

毛泽东张恨水细诉名号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与著名报人、小说大师张恨水,进行一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促膝交谈。 毛泽东一向关注人的姓名,问道:“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张恨水答:“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还是我17岁那年,在苏     

“林办”保密员：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自1967年3日到1971年9目4年多时间，由我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400多件，写满了两个登记本，绝大多数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几个字，林彪授意的批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记忆，倒是叶群让我替林彪写的批语有几件我还记忆犹新。”——李根清     

“一夜成名”毕加索

毛泽东对自己的父母亲，曾这样说过：“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     

文化是写在心里的道德定律

一般说来,文化总与文凭、职称、文章、著作有关。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与文化有关,但这并不是文化的全部。真正的文化,是指一个人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态度。知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说过：“使社会上的各种东西具有了美好之意，就叫‘以文化之’；都让它变成了美好的，使之‘美好’起来，这叫‘文化’……”     

毛泽东送给炊事员的一条军毯

在苏家坡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发现闽西特委炊事员杨冬冬没有棉被过冬。床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捆稻草，就拐弯抹角地与杨冬冬聊起了天：“大婶，你姓杨，我也姓杨，人家都称我杨主任，那我该称你‘姑母’才对了。我们是一家子人呢。”     

我是一个“新北京”

上星期还在香港。同几位香港文化人聚会,他们一听我的口音,便问:“你是‘老北京’吧?”我便告诉他们,我是四川人。我生在成都,长在重庆。“那你怎么一口的‘京片子’?”我笑了。香港人毕竟是香港人。他们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