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进展

国史学理论作为对学科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整体来看,当前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滞后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和要求。未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推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并走向全面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国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不断创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

<正>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想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基于此，笔者尝试就以往较少留意的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关系做一初步讨论。     

加强高校党的建设 推动高校科学发展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青海大学获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国家百所示范高职建设院校．青海师范大学列入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成功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高校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基本形成了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体系；     

近年来党的建设学科建设研究述评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伴随着党建学科的设立,学术界围绕如何开展和加强党建学科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党建学科设置的必要性和现实状况,党建学科的建设内容、构建原则、学科性质、主要特征、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研究方向、课程设置、研究方法,党建学科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认真研究梳理这些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党建学科建设研究,推动党建学科科学发展。     

内蒙古党校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内蒙古党校学科建设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日益彰显，但仍然存在学科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学科优势不明显、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党校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定位．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发挥科研工作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完善学科建设规划和配套体系。     

论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定位及其构建

党内法规学应当在独立一级学科的维度上开展学科建设。党内法规作为独立一级学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更为科学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客观选择,也是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现实需要。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党内法规学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政治高度、拥有政治学的视野宽度、体现基于特定研究对象而必须具有的历史学厚度、掌握法学的专业知识精度,并具有伦理学的温度。党内法规学学科框架体系应当包含党内法规原理学、党内法规实务学、党内法规体系学等。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构建还存在话语壁垒障碍,且无法得到党内法规教育教学的有效助力。为此,需要加强党内法规学学科自身的研究,打通不同学科研究的话语壁垒,尽早将党内法规学纳入教育部一级学科目录。     

从《深翻》看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农村“文革”

《深翻》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深翻》是美国友人韩丁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文革”时期农村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巨著。《深翻》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建设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便是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国家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学术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为在一个更为宏阔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视野下推进党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战略性机遇。在这种情势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继续提升党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作出源自党史学科的独特贡献,就成为党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刊特设置“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以期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新进展。本期先行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论中共历史分期的理论资源与科学体系

历史分期理论不仅是中共历史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共历史学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分期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备、具体阶段划分还有待整合等不足.为此,从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西方历史学、中国历史学等理论资源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对形成中共历史学分期理论的科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理论的发展创新，离不开交叉学科的视野。这一视野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的提升、学科建设的推进和研究者能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研究者而言，应该确立一种“学科协同”意识，努力达到学科建设自觉；准确把握被教育者思想政治状况之“实然”并科学设定教育之“应然”，为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确立提供认识论基础；寻找相关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点，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学科提供充分的依据和科学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一个“曲折”引发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自创立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曲折发展既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带来消极影响和强烈冲击,但也进一步夯实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服务领域,并积累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应进一步总结学科建设这段曲折发展历史的经验,坚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开放性,深化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涵和领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持续健康发展。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及检讨

历史学作为人类社会中众多学问的一种，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与功用。历史教学在客观上与学理上皆应与历史学的内在要求相一致。而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与时俱进的呼喊，把诸多因素带入课堂，作为传统学科的历史学也不能因其“传统”之名而免受影响，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在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巨大推动，做出巨大事功。     

从党校教育看“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差异及其调适

<正>“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新立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长期发展的积极结果，也是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名称，就一般认知而言，这一名称应当是由党史和党建这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研究领域整合而成的学科概念。这样的整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学科形成的内在规定性，恐怕还有待深入讨论。就以现有学科立名的既成事实而言，既然“中共党史党建学”已然成为国家整体学科体系中的独立门类，那么就有必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学科在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充分发挥这一新型学科的应有功能。长期以来，相较普通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党史和党建在党校教育系统中始终都是教学与科研的重头内容，都是作为主业主课而存在，课程设置相对稳定、系统。因而，从党校教育层面来探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视角。笔者长期在党校教育系统中供职，拟从职业经验出发，探讨应当如何看待“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     

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建设和研究

国史研究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发展而来,并与之形成姊妹学科。二者的学科属性尽管有所不同,但治学都以治史为基础,在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上密不可分,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互为通鉴,在学科功能上共同从理论上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设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个彰显着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文章试从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七个逻辑维度的层面进行初步探讨。文章的基本结论是,这七个逻辑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向度,缺一不可。只有认准和把握住了这些基本向度,我们在学科建设的实践中,才不会偏离逻辑理路。     

中共党史学与20世纪

中共党史学是20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经过萌芽、初建、学科体系初步确立等时期的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走向成熟，建立了一个比较丰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历史学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面向新世纪，党史学要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应朝着现代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使命与现况

<正>4月1日,攀枝花阳光正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心向阳光,方能干净担当。这一天,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研讨会在阳光花城攀枝花举行。“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是时代的产物。加强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既是加快培养纪检监察人才,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又是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四川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赵正文出席研讨会,并对此次研讨会寄予厚望。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6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学习党史、国史特别是新中国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源泉。学习党史、国史，必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创新研究方法还原历史真相--读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

为了还原国史、党史真相，著名国史党史专家程中原，在破解党史两大难题（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过程中，开始尝试并在其后自觉运用“四重证据法”，认为这是还原国史、军史真相的最好方法。一是人证；二是书证，指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的书面材料；三是物证；四是史证，指继承传统的“经史互参”方法，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并研究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这两大党史难题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赞同。此外，程中原还运用“四重证据法”，对国史党史中的另外五大疑案作了破解。这五大疑案是：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②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③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④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⑤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程中原对国史、党史上七大疑案作了破解后，最终写成《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破解》）。我把《破解》读了两遍，认为此书非常有价值。     

“封建”与“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兼论1929年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新史学”发展的困境遭遇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背景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建构新历史学范式的理论工具就成为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封建”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泛理解与普遍运用，从学术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两个层面，纾解了暗流涌动的中国历史学危机。以1929年为起点，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中国历史学范式的转换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