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力邦社区为例

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合作治理意向达成、合作治理实施以及合作治理绩效评估三个阶段。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则是治理实施阶段中的关键部分。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大机制构成了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的重要内容,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模型应是这四大机制的有机结合。这种理想型主体间互动机制在宁波市力邦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大数据知识表征的社会建构

大数据知识资源来源于社会采集,需要我们根据目标的不同,从大数据资源的全样本采集入手,共同建构全样本、共享的大数据资源。大数据知识主要应用于政府治理的公共领域、企业决策的经济领域及民众所需的社会领域。大数据知识的科学、公共、经济、社会等价值在社会领域得到彰显,其实现过程的社会支撑主要包括政府等主体参与、大数据技术发展水平、大数据平台建设、社会法治进程等因素。大数据知识的社会建构体现了知识的客观实在性、知识认知的主体能动性和知识的语境依赖性。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网络化治理:一种资源依赖的视角

网络化治理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核心职责不再集中于经济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在于组织各种资源,创造公共价值。它主张在多样化的行动者之间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克服单个行动者自身资源不足的困境,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达成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同类型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决定了权力、交易和协商三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私人部门、第三部门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倾向。在公共治理中,它们往往利用自己信息上的优势,采取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投机行为来获取利益,从而使公共治理陷入困境。对此,可以通过完善代理人竞争市场、科学合理设计代理契约以及完善委托代理中的监督机制等对策来解决公共治理中的困境。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协商民主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意味着人民通过广泛参与、信息共享和公开讨论的途径行使权力,进而达成共识的公共决策方式、公共组织形态和公共治理模式。协商民主条件下的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协商主体交往权力的包容性、协商主体信息权力的共享性、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平等性等。然而,协商民主在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方面有现实限度,如交往权力的边缘化、信息权力的垄断化、话语权力的精英化。因此,通过协商民主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主要路径包括:扩大公民参与,以交往权力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方式;推进信息公开,以信息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暗箱操作;借力公共讨论,以话语权力消解公共权力话语霸权。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公共机构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双碳”目标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与区域治理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要求。公共机构率先实施节能降碳行动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减量、带动与政策效应。当前公共机构在节能降碳过程中存在地方性权责与测算标准尚不明确、地区间治理成效差距较大、数据与信息共享不足、示范带动效果尚未显现等现实困境,结合“双碳”目标下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新要求,以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存在“央地—部际—区域—主体”多重协同机理。在“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地方可通过整合权责以统筹协调降碳行动、弹性协作以搭建政策协同平台、促进数据共享以完善区域治理网络、公私合作以提升降碳协同效能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助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增效提质,实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带动。     

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大数据时代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给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带来了机遇,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公共服务精细化人性化、公共管理透明化高效化、社会治理精准化法治化。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网络基础设施薄弱、开放共享程度较低、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管理技术人才匮乏,使得大数据开发利用不充分,影响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此,必须进一步理顺大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信息开放共享,健全网络数据管理法治,加大数据人才培养力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构建路径研究——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共建就是要对多元主体的权责建立制度性安排;共治强调的是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是指治理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当前,社区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着力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成为趋势,针对社区治理存在多元主体权责规范不明、联动机制缺位、共享意识不足等问题,深圳市福田区通过与社会力量合作、建立联动机制、搭建党群平台等方式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提供了启示。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转变公共治理主体结构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公共治理中,公共利益纷争、公共资源治理的囚徒困境和社会制度资本匮乏是影响社会主叉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根本因素。实现对三者的有效治理,即善治,要根据“十一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公共治理主体结构的转型,通过公共治理主体结构的和谐,即倡导多元共治,多方参与,实现治理手段上的分权与共同治理,实现整个公共治理的和谐,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治理概念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视角

政治学的学者基于多元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认为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与公共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学者认为治理是指把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与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引入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之中。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治理意味着打破政府社会事务中的垄断,在制度安排上引入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在服务型政府理论视野下,治理在本质上是合作治理,是指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在服务价值指引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合作行为。     

道德治理之当代审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在当代社会道德治理的实践进程中,我们须以群众史观为理论借鉴,深刻认识人民群众在道德治理中的受众主体身份,有效激发人民群众在道德治理中的共建主体作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道德治理中的共享主体地位,以期创建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德治理模式。这是当代社会道德治理之根本路径与必然抉择。     

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因此,积极探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及其实现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中“协同治理”的运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公共管理学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借鉴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作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前沿，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各个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